认知性德育背景下大学生知行分离现象研究

认知性德育背景下大学生知行分离现象研究

莫忧

莫忧

[摘要]大学生德育教育的目的，是为现代社会塑造有道德的人才。本文从个案调研切入，对大学生德育过程中的知行分离现象进行剖析，反思当前德育现状，结合德育介体、德育环境、德育教育的本质，分析了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关键词]知行德育道德知行分离

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把加强党性修养作为优良作风养成的重要基础和动力”,作为党性修养的组成部分,道德品质是一个重要部分。大学生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力量，是未来的可靠接班人，其道德品质必须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道德品质是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四个要素构成的综合体。所以，知、情、意、行四个方面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影响道德品质的形成。:道德品质养成与否的检测标准在于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行为的程度，道德行为是道德培养的归宿，是判断一个人道德好坏与否的最佳标准和最高境界。

目前，我国高校的知行道德教育主要还是依托课堂教育进行“认知性德育模式”。认知性德育模式的教育逻辑为：“知”为“行”始,“知”必致“行”。它认为道德“知”、“行”是德育过程中的两个关键阶段，道德认知是道德行为的基础和先导,道德行为是道德认知的产物和外在表现。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新旧文化、社会思想发生多元碰撞，各种价值观念交锋交融，社会成员普遍面临着道德品质的重新思考。基于当代知行德育的背景，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分离是目前德育面临的普遍问题，大学生群体尤为突出。

一、大学生道德“知、行”分离现象调研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在参阅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设计了有针对性的问卷，在成都理工大学就大学生道德认知和道德践行现状展开调研。本次调研对象是理工科学生和艺术类学生，大一、大四学生，按比例随机抽测，男、女生比例均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问卷共发放160份，回收152份，有效问卷152份，有效回收率95%。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汇总统计分析，对大学生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实践现状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和了解。

二、大学生道德“知、行”相关性调查结果及突出问题

该问卷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调查大学生认为公民最应该具有的品质，第二部分调查大学生认为公民最不应该具有的品质，第三部分调查大学生认为自己身上最突出的品质，通过对回收问卷的分析，对比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的统计结果，考察大学生“知”与“行”的相关性，结果如下：第一部分的排名分别是诚实、勤劳、孝顺、节制、仁爱；第三部分的排名分别是孝顺、诚实、独立、正直、守法。

调研显示，被认为最重要的品质并没有成为每一个人的追求标准，映射为各自身上最突出的道德品质。问卷结果却表明只有2项指标吻合。这表明当代大学生在具有良好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的同时，却在道德行为上表现出与道德认知不协调的分离现象。突出问题具体表现在：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标准在认知性德育中得到了统一，但是在实践性德育中得不到统一，就有可能认知一套行为一套，知行发生分离，因而知行产生知行错位、分离。

三、知行德育的背景下，知行分离趋势明显

在理论研究中，通常把以教师理论讲授为主体而辅以其他形式的德育模式称作认知性德育，这是当代我国学校知行德育的主体。这种模式主要通过单一的“理论灌输”对受教育者进行道德品质的要求，指引道德成长。认知性德育以教育者是道德完美化身为理论假定，从教育者的理想出发，以“灌输”和“养成”为根本手段,把学生当做“存储机”，强制输入道德的金科玉律[1]。依据知、情、意、行“四要素说”，认知性德育认为“知”必致“行”，因而其教育目的在于传授给学生系统的道德知识，强调教育的说教价值，而忽视了其社会价值。而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我们可以形象地说，由道德概念到道德信念的道路是从行为和习惯开始的，而行为和习惯中又渗透着儿童对于所见所为事物的深刻情感和个人态度。”[2]可见，道德认知要转化为道德行为必须借助实践形成习惯，没有实践，知行容易脱节。

基于高校的认知性德育大环境，个体道德认知与个体道德行为的不一致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尤其在社会转型、虚拟化生存、文化全球化等复杂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当代大学生身处文化、价值、规范的流变之中，自身人生经历简单、认识水平有限、道德理性尚未成熟，教师的单一讲解很大程度上是抽象化、空洞化，不一定能够对大学生入脑、入心、入耳，大学生对讲解的道德知识不一定能够充满兴趣，形成坚定的道德意志，指导其道德行为。在社会多元价值选择面前，面临着道德品质确立过程中的种种矛盾与障碍，个体道德认知因为缺乏通过实践转化为具体的、形象的理论，所以大学生对道德认知的情感依赖程度不深，其意志程度就不高，在处理实际问题时，总是表现为道德认知偏离道德行为。

四、大学生道德“知、行”分离现象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德育介体缺乏通俗性

道德形成过程是一定外界环境影响下的内在知、情、意、行诸心理要素的辩证运动、均衡发展的过程,其中最为核心的环节是由知转化为行。“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要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维系，是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善恶评价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3]行为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道德品质的养成是知行相关的互动作用过程。然而,一定的认知转化为行为的过程,不是简单的跨越,而是必须经过情感、意志等心理因素的催化和影响才能实现。道德品质包括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四个基本要素，认知是道德品质形成的前提和基础，而道德行为则是一个人道德认识和道德品质的外在综合表现。在整个形成、发展的过程中知、情、意、行四要素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

吉尔特（PaulVanGeert）指出，个体认知发展水平受内部的认知结构和外部的信息输入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个体的认知结构是决定认知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外部输入的信息是影响个体认知的直接因素，它促成认知结构产生相应的调整和重构。也就是说，个体认知水平，取决于主体对该信息的熟悉程度。信息的熟悉程度越高，意味着外部信息与个体原有的认知结构关系越密切，从而减轻了新信息加工的难度。可见，外部信息要得到大学生的接纳和认同，必须有介体进行衔接，才能更好地深入人心便于知行转化。

在认知性德育背景下，大学生认知的介体更多依赖于教材的传送。德育教材是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其抽象化的理论概括和单一化的语言表达容易忽视道德认知的情感依赖，缺乏生动的、通俗的方式进行表达，难以让大学生信服，深入人心的效果较为苍白。好的教材介体有助于理论形式的接受，有助于理论内容的表达。作为社会人的大学生，知易行易是其生存和具有道德品质的必然表现，所以只有借助于通俗化的介体，将道德的晦涩寓于生动、抽象寓于形象、接受寓于理解，才能真正将认知寓于行动，真正做到入脑、入心、入行。

（二）道德环境缺乏一致性

“全球化的进程，不仅是经济全球化，使我们逐渐习惯于另一种观察问题的角度。从这个角度，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社会福利活动范围变得日益狭隘，看到人们共同承受的风险以及集体命运把人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4]时代呼吁德育教育的新要求，不仅要求有个体个性，也要有共同的气质和品质。一个人即使有了正确的道德认知，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应的道德认同环境，必定会形成道德认知向道德行为转化的阻力，所以道德环境是促成道德品质形成的元特性。

当代大学生正处于一个社会变革的转型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各种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尤其是传统的道德体系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变革而受到严重的影响，旧的道德体系不再满足新的社会变革的需求，必须要有新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要求所代替。“90后”大学生的道德品质形成过程易受到冲击和影响。美国教育学家杜威认为：“青少年在连续的和进步的是社会生活中所必需具有的态度和倾向的发展，不能通过信念、情感和知识的直接传授发生，它要通过环境的中介发生。”[5]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校园是他们主要的活动场所，也是他们道德品质形成的主要场所，校园文化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不能达到真正的统一。因此，长期处于校园环境中的大学生在学校接受道德认知教育的前提下，面临社会中的现实问题时，道德认同的环境不具有一致性，大学生会有所茫然和不知所措，对可能带来的道德影响和变化研究力度不足，在课堂中、书本上获取的的道德认知不能及时、适时地解决实际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便会出现知行错位现象。

不良的外界社会环境是诱发知行错位现象的外在因素。在当代社会转型中，人们的价值观、道德选择和利益主体也逐渐多元化起来。市场经济的根本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永恒化，使得“利益驱动”原则泛化的现象在社会道德生活中普遍存在。马克思指出：“在利益仍然保持着彻头彻尾的主观性和纯粹的利己性的时候，把利益提升为人类的纽带，就必然会造成普遍的分散状态，必然会使人们只管自己，彼此隔绝，使人类变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使不同利益群体中的个人往往用本利益集团的道德评价标准来衡量道德行为，当该道德行为与评价主体所持的评价标准不一致时，就出现了个人道德行为与社会或他人道德评价标准的冲突，形成道德知行冲突，致使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出现了‘主体迷失倾向’，知行背离便有了产生的温床。”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各种经济成分、利益主体和社会价值理念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都影响了大学生的道德品质的塑造，特别是西方一些腐朽的价值观，消极地影响着大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导致价值取向的功利化、价值主体的唯我化、价值评价的利己化。当他们置身社会去进行践行道德认知时，部分学生可能就会调整自己的行为，出现道德认知和践行不一致的现象。

（三）道德教育缺乏实践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大学功能定位的多元化，大学教育多采用传统德育理论课的说教与灌输的当代知行德育模式。这种德育教育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讲促进了大学生道德知识的掌握和道德认知的形成，是一种价值认同的过程。“重智育、轻德育；重结果、轻过程；重灌输说教、轻互动交流；重道德认知形成、轻道德情感培养；重知识本位、轻精神素养”的教育现状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淡化，忽视了大学生在道德教育中的重要主体地位，因而难以培养独立的、批判性思维和有见地的大学生，难以培养大学生的责任意识和责任行为，从而使得大学生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行为的背离。只有通过实践环节的强化，广泛建立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密切联系，才能将认知转化我认同，认同升华为信仰，信仰内化为信念，信念外化为行动，从而实现知、信、行的有机统一。

德育的目的不是为了懂得道德的教条,而是为了让人们能够实践道德精神，形成知行合一。高校道德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进行课堂上的道德知识的传导，是认知性为主体的德育模式。“理性化的道德认知导向要转化个体内在的心性价值信仰，除了要求道德内容折射社会正义与公共理性外，还取决于道德教化的具体方式能否激起道德主体的心灵共鸣。因此，切中个体自由的心性价值世界的道德教育方法，对于道德教育的成效起着重要的作用。”高校德育工作要求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价值观念互通和心灵融合。当前，以认知性德育为背景的高校德育模式下，教育者是道德知识的传授者、主宰者，其任务在于通过深入的理论研究、精心的课程准备和加强自身的言行修养来向学生输入道德知识和施加直观影响。德育内容重理论与轻实践之间的矛盾，以及德育过程中重高远与轻基础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大学生在道德实践生活中实现知行统一。拉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心性融合，只有通过实践深刻把道德教育渗透到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各环节中，使大学生根据切身体会领悟道德真谛，从而不断提高其道德水准，才能让两者成为平等对话者，才能贴近大学生生活实际，实现大学生道德教育的知行统一。

五、结论

当前我国价值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大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仅仅拥有道德认知是不够的，认知性德育评价是以教师为主体的单向评价,它并不关注学生的道德行为能力，这事实上是一种缺乏价值取向的定性分析与评价,所关心的是学生现阶段道德认知的程度。我国教育家陶行知指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可见，只有把社会实践纳入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才是缓解知行错位的根本出路。

注：

[1]王啸,鲁洁.德育理论:走向科学化和人性化的整合[J].中国教育学刊,1999(3):16-20.

[2]《湖南教育》编辑部.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概述[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3]邵瑞珍.教育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206.

[4][徳]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挑战》，德国出版社，1998年年版，第14-16页

[5][美]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24.

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邮编：610059；西南交通大学，邮编：610031。

（责任编辑陈佑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