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我国粮食安全的国际环境5

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因素影响着这场“马拉松”比赛的成绩？为什么荷兰后劲十足,能够后来居上？为什么人均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的巴西、阿根廷敌不过荷兰,而原苏联甚至根本排不上号？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国家农业的竞争力问题。
国际竞争实质上是国际市场份额的争夺。就农业国际市场竞争来看,主要是看一个国家生产的农产品满足国外消费者需求的能力,是国家农业比较生产率的竞争。一个国家的农民、农产品加工企业和营销组织满足国外消费者需求的能力越强,这个国家农业的竞争力就越强。所以,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所占份额的大小,从根本上说,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企业家 (包括农民) 的竞争力。但是,政府 (以及它制定的各项政策,经济制度等等) 的效率可以对整个国家的竞争力产生重大的影响。
关于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如果分析近几十年来在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1. 就人均农业资源而论,原苏联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为什么非但没有成为农业出口大国,反倒成为粮食进口的“世界冠军”(在1972-1981的十年里,苏联粮食的净进口从1107万吨猛增到4100多万吨)？巴西、阿根廷的人均农业资源也相当丰富,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却在逐渐下降,又是为什么？那么,美国成为世界农业“超级大国”的原因是什么？
2. 在20世纪,日本一直是农产食品的重要进口国。日本常年的农产品进口额占世界的8-9%。在1990-1996年间,日本每年进口粮食人均达到226公斤之多；1996年,日本农产品净进口值创造了402亿美元的新高,约占世界的8.8%。日本人多地少,人均农业资源缺乏,成为农业的净进口国本来是合乎常理的,但是进口额之大,似乎与其农业衰退不无关系。1987-1996的10年里,日本进口额与出口额之比高达23.7:1。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农业得到了政府多方面的保护,设施农业和农业科学技术也相当先进,为什么与荷兰形成了这么大的反差？
3. 荷兰怎样变成了世界第二大农业净出口国？1961年荷兰农业的净出口额为3亿美元,名列世界第9。在此后的30年里,荷兰农产品的净出口额增加了40倍,奇迹般地以每年13.1%的速度递增。荷兰的耕地面积仅占世界万分之6.8,农业出口却几乎占了世界的9%。荷兰的人均土地面积只有美国的1／12,农业人口也是美国的1／12,农业劳动力占有的耕地面积仅为美国的1／16。荷兰农业1990年代的净出口额相当于美国2／3的水平, 1996年农产品净出口值高达166.44亿美元。荷兰凭什么在世界农产品市场上占有如此“不相称”的份额？同样是发达国家的美国与荷兰,若农业科技或经营技巧大致处在同一水平,那么怎样解释两国农产品出口率的巨大差异？
本研究报告不准备对其中的原因展开讨论,但是从各国农业出口实绩的巨大差距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启示。
(二) 中美关系和“粮食禁运”
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美国,中美关系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我国进口粮食时担心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美国会不会对我国实行粮食禁运。
美国把中国的崛起看成是对其霸主地位的有力挑战。1999年科索沃危机更充分地暴露出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美国各种舆论工具到处在散布“中国威胁论”,力图把中国“妖魔化”。它不断变换手段,如支持“民运”分子,武装台湾,明里暗里支持“台独”“藏独”,妄图加大我们的内耗,扰乱我们的经济。它经常在我国周边地区制造麻烦,利用日本牵制我国,挑拨东南亚各国与我国的关系,逼迫我们扩充军备,然后再证明中国对邻国形成了“威胁”。“中国粮食威胁论”只是一阵阵“妖魔化中国”浊浪中的一个小浪花而已。不管布朗先生的主观动机如何,他似是而非的论断与美国遏制中国的总体战略是相适应的。
但是,美国是食品生产过剩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它的基本国情是粮食过剩。在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大背景下,其基本目标是尽可能扩大自己在世界市场上的地盘。所谓“市场准入”，就是要你开放市场,买美国的东西。美国的农场主希望中国多进口一些他们的小麦、玉米和大豆。不是不舍得卖,而是想要你买,多买,每年都买。中美之间发生过好几次贸易摩擦,我国有几次就是以削减粮食进口为筹码同美国讨价还价的。美国要求中国增加进口,中国则以美国小麦不符合检疫标准而拒绝进口。这是前几年刚发生过的事情。
中国的“农业因素”，集中在争论已久的“粮食问题”。这个问题被许多人看成是带政治性的敏感问题。从美国上述的基本目标出发,中美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从“农业因素”突破较为有利,实际上也是这样做了。谈判意味着牺牲一部分利益换取另外一部分利益。我国政府在农业问题上采取主动的姿态,作出了让步,使谈判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另外,时机也适当，1998/99年度美国粮食和大豆过剩,价格低迷,正是美国农场主发愁的时候。我国此时愿意增加从美国的粮食进口,是帮助美国农场主摆脱困境,免于破产。我国最好签定较长期的购买合同,既容易获得较优惠的价格,也有利于国内放手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我方在粮食问题上作出一定的让步之后,也就有理由要求美国在其他方面相应地作出让步——如要求美国放宽高技术出口,增加纺织品进口配额,等等。

可见,美国希望国外有稳定的粮食买主,最好是稳定的大买主。这一点,布朗先生大概也是明白的。或许他代表了美国另外一派什么人的利益？随着冷战的结束,粮食武器已经不灵,除非发生激烈的政治和军事冲突,美国实行粮食禁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美国农场主游说集团对国会有强大的压力,其影响不比波音、AT&T、IBM、克莱斯勒等公司小。
粮食禁运是经济制裁的一种形式。经济制裁是两国之间经济、贸易上的较量。禁运是挑战国与被禁运国之间的“耐心比赛”。禁运是一把“双刃剑”；损人,但不一定利己,而且往往是害己。
在粮食短缺的年份,粮食曾经被用作“武器”。不过,这种与政治意图联系在一起的禁运,“打击力”并不大,难以致禁运对象于“死地”，而成本却十分高昂。考察历史上多次的禁运,挑战方要想达到预期的效力,至少要有以下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
1.“强对弱”。常识告诉我们,“以强凌弱”往往是强者胜。挑战国与应战国之间综合实力差异悬殊,或者应战国对挑战国有很大的经济依赖性,那么挑战国发动的经济制裁才容易奏效。1979年底,因苏军入侵阿富汗,美国于1980年起对原苏联进行了粮食禁运,而原苏联也是一个大国、强国,有强大的承受力；美国的综合国力虽然超过苏联,但是差异不是特别巨大。这就注定了美国的粮食禁运难以获得预期的成效。
我国如能争取到30到50年的和平环境,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能超过美国；对此,许多国外的研究机构和权威人士已有不少论述[11] 。他们预测,在下一个世纪的前十几年或25年里,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接近或达到美国的水平。如果要制裁一个势均力敌的中国,美国不能不仔细掂量将承担怎样的风险。如果美国真的要搞粮食禁运,中国必定要进行贸易报复,美国农场主必然要为当权者的错误决策付出惨重的代价。
2.“杀伤力”强。所禁运之物品对于对象国是不可缺少、同时又是非常短缺的必需品。粮食虽属必需品,但即使在苏联,当时也还没有达到少了美国粮食就要陷入生存危机的程度。中国的国土辽阔,粮食自给自足是绝大多数农区的传统,有充分的回旋余地,国外的粮食禁运根本不可能发挥效力。中国粮食的自给率即使降低到90%的水平,人均进口粮也不过几十公斤,何况主要将是饲料粮,根本谈不上供应危机。
3.“垄断性”。粮食不是什么专利技术,不可能被一国所垄断。世界上的粮食出口国虽然不多,但禁运者很难迫使其他粮食出口国协同动作。每一个粮食出口国的政府都要保护本国农民的利益,开拓自己的市场；在需要出售粮食的时候,不会无故拒绝传统商业伙伴的订单。即使在冷战时期,美国也未能阻止它的“伙伴”抵制苏联,反而使苏联成功地实现了粮食进口的多元化。在1980至1985年间,苏联谷物进口量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稳步上升,进口量3次突破了4000万吨。
4.“速决”原则。禁运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并且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奏效。旷日持久的禁运,等于长期把市场拱手让给别人。现在中国已经是美国粮食的主要进口国之一,假若美国对中国实行粮食禁运并且持续多年,美国的农场主就必须寻找新的大买主,开辟新的市场,并且为此付出相应的开发成本；否则,他们就不得不缩减粮食生产以避免过剩。这将引起美国国内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再想恢复在中国原有的市场份额将非常困难。
使美国政府难堪的是,在1980年代的多数年份,美国粮食因对苏禁运而严重积压,年平均高达1亿吨以上,每年政府为此平均耗费60多亿美元[12] 。这次禁运遭到本国农场主和各种政治力量的激烈反对,结果只持续了15个月零20天就草草收场,以美国的失败而告终。
总之,害怕粮食禁运,把“万一某国对中国搞粮食禁运”作为理由,就不惜代价地搞粮食自给自足,是封闭的小国心态,弱国心态。这与假定“万一打世界大战”就不搞建设的逻辑一样,是站不住脚的。最重要的是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 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我国农业经历了_20_年的改革开放,大大增强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我国主要农产品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迅速提升,成为世界农业大国。但是,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却出现逐渐下降的趋势。
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下降主要特征有：
1. 我国农业的国际参与度小,对经济发展的外汇贡献已趋近负值。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已经排名世界第七,国际贸易排名世界第十。我国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在世界上已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我国农业历来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目标,国际市场的参与度小,对世界市场的影响力不大。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除个别品种外,我国的整体优势正在丧失。我国农业[13] 的“外汇贡献”趋向于减少；在1977-1996的20年里,在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同时,农产品的出口却并没有出现相应的增长, 20年里有11年出现逆差,逆差总和达到82.75亿美元。其中,出口业绩最好的1993年也只有36.3亿美元的顺差；1995、1996_连续两年逆差超过30亿美元。在1987-1996年的10年里,我国农产品出口值最大的年份也没有超过世界的3.7%,而丹麦和新西兰两个小国的出口额就占了世界市场的3.9%_(见表8)。可是,我国农业就业人数是这两个国家的1730倍！我国的农民、农业加工企业和营销组织没有足够的能力提供国际市场所需的农产品,我国更没有世界级的大型农业企业或企业集团。总之,我国农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影响力与国家整体经济实力不相称,不能相应地分享国际分工带来的利益。

2. 我国农业_(特别是粮食作物)_的比较优势日趋下降。谷类作物被公认为“土地密集”的生产项目,我国粮食生产比较优势的下降是合乎规律的。标志之一是我国的粮食价格总体上超过了国际市场价格。在1985-1996年期间,我国农业的“显性比较优势”(RCA,见表9)[14] 从1.031下降到0.618,粮
表 9. 我国农产品显性比较优势* (RCA) 的变化
农产品出口占总出口之比, %中国农产品
的_RCA
中__国世__界
198511.0910.761.031
19898.659.780.885
19907.919.350.846
19917.859.400.835
19927.249.540.759
19936.879.040.760
19946.829.090.750
19955.528.690.635
19965.388.710.618
 * 作者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各年贸易年鉴的数字计算。
食的显性比较优势下降的幅度更大 (见表10)。所幸的是,我国畜牧业在近20年来已有快速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我国畜产品占世界市场份额的扩大,表明我国畜牧业具有一定的显性比较优势,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农产品出口整体下滑的势头。主要的原因是,畜牧业对耕地的依赖性比较小,但需要相对多的劳动投入。
表 10. 我国谷物和肉类的显性比较优势* (RCA)
年谷_物肉_类年谷_物肉_类
19800.771.3419890.511.06
19810.391.4119900.491.33
19820.371.3319910.941.43
19830.361.2519921.151.22
19840.281.5819931.231.25
19851.111.1919941.221.43
19860.951.1319950.132.05
19870.661.4019960.252.16
19880.551.16
 *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各年贸易年鉴的数字计算。
3. 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极大。1997年,发达国家的总人口不到12亿,农业劳动力的总和仅4182万,不及我国农业劳动力的数量的1／12。与此相对照,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只有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按“国际美元”(1979-1981年价) 计算,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1990年的农业产量仅422美元,而美国、荷兰分别为51561美元和44339美元,分别是我国的122倍和105倍 (表11)。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垄断了世界农产品市场70%的份额,而我国1996年农产品出口额只占世界的3.09%。这个现象的背后,是我国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比较优势未能得到发挥,丰裕资源被闲置,稀缺资源利用得不合理。以国际标准来衡量,我国的农业的平均规模是超小型和高度劳动密集的,有一部分还是自给、半自给性的。不在微观层次上扭转这种状态,提高国际竞争力将十分困难。
表 11. 部分国家的农业生产率* (1970_年、1991_年)
—— 按1979-81年国际美元计算
土_地_生_产_率劳_动_生_产_率
1970_年1991_年1970_年1991_年
中__国694_1 422_253_422_
日__本1 606_1 711_1 390_4 547_
法__国653_892_9 065_26 331_
荷__兰1 938_2 468_18 847_44 339_
丹__麦404_756_14 226_42 147_
美__国265_410_27 754_51 561_
加拿大131_247_17 119_42 830_
澳大利亚87_128_28 690_43 032_
新西兰427_971_36 554_41 312_
世__界347_515_880_1 080_
* 分别指每公顷农作物产值和每个农业劳动者的农业产值。关于“国际美元”,可参阅_FAO: Intercountry Compariso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ggregates, 1986.
资料来源: ERS-USDA: World Agriculture: Trends and Indicators, 1970-91. Statistical Bulletin No. 861. Nov. 1993.
4. 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低,组织程度也低。一个国家的农业状况和竞争力,归根到底取决于农民 (以及有关的企业家) 的能力和水平,他们是参与农业国际竞争的基础和主体。我国农民的特点是生产规模极小,科技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我国农民目前的整体素质以及有关指标 (例如：受教育的平均年限, 每个农民每年参加农业科技培训的天数,科技推广人员服务的次数,每百个农户拥有电脑的数量,等等) 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太大。中国农民组织程度低,难以通过自己的合作组织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国内市场的变化难以适应,要到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上去竞争就更加困难。

5. 我国对农业科技的公共投入太少。国际上用“农业科研强度”[15] 来衡量一个国家对农业研究的支持程度。如果按“人均” ——_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来计算, 1980年代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拥有的研究经费只有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60%,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就拉得更大_(表12、表13)。这种科技投入强度的差异,是我国劳动生产率低与土地生产率高并存的深层原因。另外有人估计,在1987-1995年间,我国平均一个推广人员的经费从1167元下降到894元,国家1996年用于农业科研的经费占农业GDP的份额只占农业GDP的0.36%,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6。“科教兴国”“科教兴农”的战略亟待抓紧落实。
表 12. 不同国家和地区农业科研强度_(ARI) 占农业_GDP_的份额* (%)
1961-651966-701971-751976-801981-85
_92个欠发达国家0.240.290.340.410.41
中国_0.410.310.390.470.39
30个低收入国家_0.220.210.270.360.35
_16个高收入国家1.081.441.571.782.23
日本_1.291.481.962.222.89
7个西欧国家_0.721.131.511.761.99
美国,加拿大_1.602.111.671.922.42
* 加权平均数。经费用1980年不变美元估计 (PPP, 即按购买力平价)。
资料来源：P. G. Pardey 等编: Agricultural Research Policy, International Quantitative Perspectives, pp.36-3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表 13. 农业科研强度_(ARI) 的国际比较_(1981-1985_年)
—— 按农业劳动者数量和农用土地数量的估计
按农业经济活动人口按__农__业__用__地
经费_/_人科研人员_/_万人经费_/_公顷科研人员_/_万公顷
92个欠发达国家_3.78_0.821.46__0.32
中国_2.24_0.772.23__0.77
18个高收入国家_213.50_24.584.02__0.47
资料来源：同表12, p.211.
6. 我国农业发展缺乏后劲。我们面临的现实是: 1)_我国人均耕地和淡水资源都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3,并且分布极不平均。我国在高强度利用耕地资源的同时,对农业发展至关紧要的这些稀缺资源的保护力度不大,一些地区破坏相当严重。我国农业的后备资源十分缺乏,土地资源、水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将进一步减少,直接影响到下一世纪农业的可持续发展。2)_由于经费困难和其他因素的驱动,我国农业科技人员和推广人员大量流失。在科技如何面向经济建设问题上也存在片面的、短视的理解,急功近利的倾向比较严重,长期性、基础性的研究投入不足, 10-20年后有可能出现农业科技后备成果不足的局面。3) 我国“从田间到餐桌”的损失十分严重,自然灾害的发生率和成灾率呈上升的趋势。保障农业发展的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水利设施、仓储设施、农村地区的道路、沿海地区的港口等等,或者需要兴建,或者需要改造、加固和提高标准,而这方面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
7. 我国还没有根本扭转歧视农业的政策。据估算, 1954-1978年间,我国通过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从农业抽走了5100亿元的资金支持城市工业, 1979-1994年间,又从农业抽走了15000亿元。许多地方农民的不合理负担禁而不绝。在资金大量流出的同时,受教育较多的青壮年劳动力和优等土地也不断从农业中流出。若不能在资源流失的同时给予相应的补偿,农业的衰退就不可避免。在转变政府职能、调整农业政策、完善经济体制、改善农业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调整农业内部结构等方面,我们有大量工作要做。提高政府的效率,完善政府决策程序,制定重视农业的政策,等等,都可以对国家的农业竞争力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 抓住21世纪农业发展的新机遇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21世纪,在新的国际环境里,我国必须增强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在新的水平上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由于党和政府对粮食安全的重视,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肯定将进一步得到加强；在加入WTO以后,由于我们可以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国内粮食短缺将成为历史。这将为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从未有过的新机遇。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及早采取综合措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积极调整农业结构,主动迎接挑战。
从国际经验看,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长远战略出发,我国应该利用加入WTO带来的机遇,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朝着以下目标前进；
1. 根据各地区的比较优势,积极而稳妥地调整农业结构
为了稳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各地区应当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不断优化农业结构。这样做,我们将有可能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也才有可能较快地、较大幅度地提高农民的收入。

在我国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基本消失,增加粮食进口(或从外地调入)在所难免。一些地区将有步骤地调减粮食面积,国家则应当创造条件,重点扶持具有比较优势的粮食主产区,使粮农能够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其生产效益。但是,涉及粮食面积调减的农民可能成千上万,怎样补偿他们的收入？除了行政手段之外,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既能维持相当水平的粮食生产,又能稳步增加农民收入？我们认为,调整的思路可以有：
—— 在粮食生产方面,增加优质品种,确保大米(特别是优质大米)的高自给率；调减一般粮食品种,增加小麦和饲料粮的进口；
—— 在种植业内部,大力发展出口创汇的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创立一批享誉世界的名牌,特别是无污染的“绿色”蔬菜、水果等；
—— 在农业部门,根据当地的条件,通过加速发展林、牧、渔业和特种养殖业来降低种植业的比重,以增加农民收入；
—— 在整个农村经济部门,着重发展农产品的加工和转化,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先安排生产链比较长、无污染的生产项目。
在调整过程中,要打破各地区的自我封闭状态,推进专业化生产和区际贸易。可以预见,我国将出现一大批有特色的专业化农业生产区。由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加深,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必将得到较快的提高。
2. 在有条件的地区,促使畜牧业成为支柱产业
现代的畜牧业可以经济地利用种植业的副产品,特别是可以利用我国农村大量的劳动力。商业化的畜牧业是种植业的产业升级,因为它减少了对大自然的直接依赖,更大程度上利用了人力资源(智力、技术、信息)以及人提供的资金。畜牧业产后形成的加工和运销链条比种植业长得多,有可能安排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从而大幅度提高农民的收入。在发展肉类生产和畜产品加工业方面,我国已经显示出了比较优势,是大有前途的产业。从荷兰等国的经验看,畜牧业能够成为人多地少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
发展畜牧业,一是要有饲料,二是要有市场。饲料的来源,主要是发展国内饲料作物的生产和改良草原,运用高新技术开发新型饲料,另一个就是增加粮食进口。“大进大出”，最主要的就是进口饲料粮,同时瞄准国际市场,把我国具有优势的畜产品推出去。为此,必须了解国外消费者的需求,特别要注重提高品质,严格实施与国际接轨的卫生和检疫标准。
从国内市场看,我国一些畜产品的人均消费量还不高,特别是牛奶的人均消费量还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见表14),发展奶牛业大有可为。“我国人多地少”“人均粮食占有量低”“中国人不适合喝牛奶”等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我国的城市人口有3.7亿,年龄在18岁以下的青少年大约也有3.7亿,就是整个欧盟15国的总人口。假定我国有3亿喝奶人口,以每天消费250克计,全国就需要2700万吨牛奶,至少要在目前牛奶产量水平上增加3倍(就是这样,全国人均量也只有22公斤,只相当印度当前水平的60%)。可见国内市场大得很！奶牛业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提高我国人民的总体营养水平,增强国民的体质,而且也是促进内需、推动经济发展的有力的增长点。
表 14. 部分国家牛奶的人均占有量_(公斤)
人均耕地较少的国家*人均耕地较多的国家*
1970年1997年 1970年1997年
中 国4.195.58美 国259.53261.63
韩 国1.6345.32俄罗斯*349.00230.18
日 本45.0768.78法 国541.01426.70
以色列150.10197.20波 兰459.66313.16
印 度14.0535.93匈牙利179.05198.20
埃 及18.2719.86世 界101.0080.67
荷 兰627.84714.39
* 主要根据FAO资料计算。“人多地少”、“人少地多”的划分，以1997年世界人均耕地面积0.235公顷为界。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8》，1997年我国的人均占有量为5.40公斤，比FAO数字稍低些。俄罗斯1970年数字依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俄罗斯统计年鉴1996》(俄文)
3. 加速发展农村食品工业,推进农村城市化,促进劳动力转移
畜牧业、林果业、渔业、特种养殖业等的蓬勃发展,将有力地拉动为这些行业服务的种植业、饲料加工业和服务营销业。其直接意义是可以迅速提高农民的收入,其连带效应是为加工业提供充足的原料,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拓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领域。
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食品加工业的重心应当从大城市向遍布农村的中小城市(镇)转移。那里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不仅有区位优势,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推动农村产业升级,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这一方面有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同时还将促使城市工业进一步升级,有利于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
我国农业的规模太小,经济力量薄弱,势必影响农业新技术的采用,不利于提高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影响到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荷兰虽然人多地少,但因农业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农户规模在西欧并不算小：农场的平均规模为16.8公顷,经营大田农业的农户规模可达100公顷以上,玻璃温室的经营规模大都在1-2公顷。农户的经济实力强大,资金力量雄厚,对技术创新的欲望就强烈,也能承受采用新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在国际市场上才有强大的竞争力。但是在我国农村,只有使一部分农民在城镇里有稳定的收入和可靠的社会保障,农民才愿意彻底“离土”，务农的农户规模才能不断扩大,种植业也才能真正走出衰退的阴影。促使农村劳动力“离乡转移”，加速推进农村人口城镇化和社会进步,其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4. 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发展外向型创汇农业
国际经验表明,能够利用、善于利用世界资源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大的表现。到21世纪的前20-30年,我国的综合国力将进入世界的前二三位。我们将以世界强国的姿态出现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将变成“国强力壮,不怕较量”。我们要探索有效的途径,积极利用世界的资源和国外的市场,分享国际贸易带来的利益,为我国21世纪的发展增强后劲。
荷兰为了发挥自己的优势,进口价值较低的粮食和原料农产品,出口的则是大量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品。以荷兰出口值而论,畜产品及其加工品居于首位,花卉等园艺产品排在其次。相比之下,美国出口的很大一部分是谷物、原料和非加工品。荷兰农业部门的产出中,近2／3用于出口,比美国高得多。荷兰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扬长避短，“大进大出”地交换资源—— 这就是小国荷兰在农产品出口实绩方面优于美国、在世界农产品市场上占有巨大份额的“秘诀”。用农业创汇收入换取更多的农业原料,为二三产业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些经验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从“输出”方面考虑,最重要的是发展创汇农业。拓展国际市场,关键是提高质量。当今国际农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已经不能只依靠廉价劳动力进行低价竞争,许多非价格因素已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质量、品牌、农产品所含的生态因素、包装设计、交货期、售后服务、商家信誉等等,都影响着产品的竞争力。我们必须加强国际市场的调研,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在质量标准方面加速与国际接轨。其次,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壮大,我国也应当增加海外的投资。应当通过政府间协议,在国外(特别是在土地资源丰富、食品供应短缺的国家)进行农业开发,可以兴办合资农场,开展互利合作,包括技术输出和劳务输出和其他相关领域的农业经济技术合作。
从“引进”方面考虑,最重要的是增加粮食和其他原料产品的进口,缓解国内资源的利用强度,这可以成为我国21世纪发展的优先选择；二是加强引进农作物和家畜、家禽的优良品种和种质资源,先进或适用的技术和设备；三是引进资金和人才,扩大信息交流；“软技术”如知识、管理和经营技巧等的引进要占到应有的地位。
5. 把保护环境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提到优先的地位
随着人口的增加,我国耕地和水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将进一步减少,直接影响到21世纪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不少地区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意识比较淡薄。为了增加农业产量,走上了“先破坏、后治理”的道路,一时的粮食增产,造成了环境恶化,水源污染,土壤沙化,自然灾害频繁,得不偿失,付出了惨痛的生态代价。我国政府在1994年发表了《中国21世纪议程》的白皮书,指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在未来和下一世纪发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16] 。
随着人民收入的提高,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保护环境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宝贵的资源,也是不可能从国外“进口”的。开放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我国减轻粮食的压力,各地区不必打粮食“翻身仗”了,不必追求粮食每几年“上一个新台阶”了。这有利于我国生态脆弱地区休养生息,实行必要的退耕还林、还牧、还湖。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通过发展旅游业和相关的服务业弥补农业调整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
为了把上述的机遇真正变成现实,必须努力创造以下条件：
1. 努力提高农民的素质,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21世纪是知识经济和科技竞争的时代,农业将需要更多的现代科学知识和经营技能。但是,我国农民整体素质还不够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平均受教育年限较短,二是组织化程度较低。随着我国9年制教育的普及和农村科技网的健全,新一代农民必然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宪法规定,公民有结社的政治权利。保护农业的核心是保护农民的利益。应当允许农民建立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沟通同政府对话的渠道,以便经常反映自己的要求和愿望,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也是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本身的要求。同时,他们也可以分担政府的许多职能(如科技推广、教育、计划生育和各种社会事业)。国外的经验表明,合作社可以办很多事,在生产经营、生活、社区建设等许多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成为政府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依靠合作社,农民能通过力量的联合,开辟新的生产领域,提高技术水平,较易于对付国内外市场的变化,从而增强国际竞争力。
值得一提的是：要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与我国地位相称的份额,还必须造就一大批企业家。企业家的品质不是靠读书读出来的,他们大都是从市场营销的实践中磨练出来的。优秀的企业家通常有独特的眼光和判断力,善于创新,精于经营,重视产品质量,有不断追求高效率的意识；他们能团结协作,懂法,守时,从而有良好商业信誉。这些品质的形成,不是通过一些培训班或上几年学就可以培养起来的。
科教兴农,提高农民素质,既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根本,也是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我国十多亿人口的头脑,是举世无双的宝藏,是我国最大的优势。这个巨大宝藏得到应有开发之日,就是中国经济真正腾飞之时。

2. 增加国家对农业的公共投入
加入WTO后,国家保护农业的领域基本上只允许在所谓“绿箱计划”的范围内。因此,国家应当强化以下几方面的投资：
—— 强化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体系。努力提高农业科研强度 (ARI),国家对农业科技投入应尽早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1-1.5%)。以提高农民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要目标,改善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健全农村的科技推广系统,对农民进行经常性培训；
——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这是发展农业、实现粮食安全的需要,也是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提高农村生活质量的需要。只有基础设施有了相当的发展,农村食品加工业、服务业、旅游业等产业才能蓬勃发展,也才能真正实现劳动力的“离乡转移”，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
—— 环境和生态保护。衡量综合国力,不能光看国内生产总值,还要看环境状况和持续发展的能力,这关系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健康、协调的发展。国家应以农业主产区的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为重点,动员当地的劳动力,进行国土整治,建造防护林带,兴建水利工程,改造草原、荒山和荒漠,改善中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要加强执法监督,坚决杜绝非法占用耕地。
3. 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加强农业立法
21世纪,我国农业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相应地,我们必须加快改革的步伐,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调控体系。目前的农业管理体制不利于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不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根据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必须转变农业部主要管生产的单一职能。建议按照大多数国家的设置方式,使农业部成为“从田间到餐桌”、从生产到最终消费一元化管理的“大农业部”。
新的农业部应当是机构精干、高效的农业决策机关。为此,要有为农业决策服务的精干而集中的智囊机构,以利于农业决策的科学化；要建立全面、准确、及时的信息系统。这不但是正确决策的需要,也是有效调控农业经济的需要,可以避免决策的重大失误。
要加强农业立法体系建设。要建立以保护农民利益为核心的农业立法体系。建议制定《农业部法》，以确保农业部职能的稳定和连贯。要规范中央政府各部委与农业部的关系,规范农业部和地方政府农业管理的职责和相互关系。
4. 坚持对外开放,谋求和平与发展的良好的国际环境
我们拥有巨大的国内潜力(自然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国内、国际环境也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在国内,全国各族人民都要珍惜安定团结的局面,不断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这是国家安全(包括粮食安全)的基础。国际上,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贸、科技及其他领域的交流合作。
展望21世纪,我国农业发展前景将是十分美好的,我们应当满怀信心去迎接挑战。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我们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友好合作,包括在粮食贸易方面建立起广泛的互利关系。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所指出的：我们应当发挥自己的优势,“更加积极地去利用国外资源,更加广泛地走向国际市场”[17] 。
新的21世纪即将来临。我们中国人是有志气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的农业大国。我们要更加积极地利用国外资源,更加广泛地走向国际市场。是到了我们中国人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为经济现代化服务的时候了。我们要抓住机遇,发挥自己的优势,在21世纪的上半叶,中国完全能够成为世界的农业强国,也必将成为世界上农产品的出口大国。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人民受列强凌辱和摆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只要我们把国内的事情办好,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中国。今天我们还不够强大,但将来有一天,全世界都会认识到：中国太大了,对中国是不能“遏制”的。中国太强大了,中国是根本不可能被“遏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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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6年6月我国公布土地面积为20亿亩,即1.33亿公顷。若按照此较大的数字，单产理应有所调整,但这里仍按粮农组织的数字；估计数可能偏高了,但是总产量基本上是可信的。
[2] 1986-1988年间,世界谷物结转库存占谷物消费量的比例分别高达26%、27%和24%；1989和1990年回落到比较正常的水平,即18%；但是1991年又上升到20%。根据粮农组织的研究,保障世界粮食安全所需的结转库存占消费量的17-18% (可参阅厉为民等:《世界粮食安全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3] 美国通过政府农业计划的补贴在许多年度都超过100亿美元。另据“经合组织”的资料,美国1989年各种农业补贴的总额为672亿美元。
[4] ecu, 即欧洲货币单位, 1996年10月约合1.2美元，1999年改为欧元。
[5] 这个休耕面积的比例并非是固定的,可随世界市场状况而变动。另外,20公顷以下的小型谷物农场不受休耕限制。
[6] 见1997年1月26日香港《大公报》文《巨人的泥足》。
[7] 见农业部:《中国农业发展报告 ’96》,中国农业出版社, 159页。
[8] 见1979年7月31日《人民日报》刘振邦的文章：《改变传统的农业观念，走以畜牧业为主的发展道路》。他在1989年3月23日《人民日报》上重申了这个观点。
[9] 1987-1996年,日本人均进口谷物220公斤,荷兰人均约240公斤。但是荷兰的“进”是为了更多的“出”, 成为世界第二大农业出口国,而日本则是世界最大的农业进口国。因此,不在乎粮食进口的规模多大,关键是看进口粮食做什么用。
[10] 引自胡鞍钢、陈锡康:《21世纪中国粮食与农业发展战略的基本选择》,1997年
[11] 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美国的RAND公司、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等,认为在2010-2025年前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接近或超过美国(转引自阎学通：《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第50-51页)；英国著名学者 A. Madison 也认为,中国在2025年左右将超过美国,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经济强国(德国《世界报》1998年10月30日)。
[12] 这里所说的库存量和费用只涉及小麦和玉米两种谷物,未包括高粱等其他饲用谷物和大米。数字引自美国农业部 ERS:《1990年农业立法的背景材料》(英文版)。
[13] 本文采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口径,不包括水产品、林产品和部分园艺产品(如花卉和观赏植物等)。
[14] 显性比较优势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 是指：一个国家某种商品出口值占其出口总值的份额 (Ei / Et) 与世界该类商品出口值占世界出口总值的份额(Wi / Wt) 之比率。如果这个比率大于_1,则说明该国此种商品具有显性比较优势；反之,如果小于_1,则说明该国此种商品没有显性比较优势。这是衡量比较优势的方法之一。这个方法未必是最科学或最可靠的,但是它便于计算,也比较实用,其结果作为国际间比较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
[15] 农业科研强度(agricultural research intensity, ARI)指公共部门用于农业研究的经费占农业GDP的比例。1980年代,30个低收入的欠发达国家用于农业科研的经费占农业GDP的0.65%,发达国家的这个比例高达2%_以上。当时世界银行就提出,低收入国家要改变农业落后的面貌,改善粮食安全状况,应努力在1990年前后使ARI从当时的水平提高到1%_左右。
[16] 参见《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1994年
[17] 人民日报:《构筑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大厦》, 1996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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