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我国粮食安全的国际环境3

在粮食短缺的年份,粮食曾经被用作“武器”。不过,这种与政治意图联系在一起的禁运,“打击力”并不大,难以致禁运对象于“死地”，而成本却十分高昂。考察历史上多次的禁运,挑战方要想达到预期的效力,至少要有以下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
1.“强对弱”。常识告诉我们,“以强凌弱”往往是强者胜。挑战国与应战国之间综合实力差异悬殊,或者应战国对挑战国有很大的经济依赖性,那么挑战国发动的经济制裁才容易奏效。1979年底,因苏军入侵阿富汗,美国于1980年起对原苏联进行了粮食禁运,而原苏联也是一个大国、强国,有强大的承受力；美国的综合国力虽然超过苏联,但是差异不是特别巨大。这就注定了美国的粮食禁运难以获得预期的成效。
我国如能争取到30到50年的和平环境,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能超过美国；对此,许多国外的研究机构和权威人士已有不少论述[11] 。他们预测,在下一个世纪的前十几年或25年里,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接近或达到美国的水平。如果要制裁一个势均力敌的中国,美国不能不仔细掂量将承担怎样的风险。如果美国真的要搞粮食禁运,中国必定要进行贸易报复,美国农场主必然要为当权者的错误决策付出惨重的代价。
2.“杀伤力”强。所禁运之物品对于对象国是不可缺少、同时又是非常短缺的必需品。粮食虽属必需品,但即使在苏联,当时也还没有达到少了美国粮食就要陷入生存危机的程度。中国的国土辽阔,粮食自给自足是绝大多数农区的传统,有充分的回旋余地,国外的粮食禁运根本不可能发挥效力。中国粮食的自给率即使降低到90%的水平,人均进口粮也不过几十公斤,何况主要将是饲料粮,根本谈不上供应危机。
3.“垄断性”。粮食不是什么专利技术,不可能被一国所垄断。世界上的粮食出口国虽然不多,但禁运者很难迫使其他粮食出口国协同动作。每一个粮食出口国的政府都要保护本国农民的利益,开拓自己的市场；在需要出售粮食的时候,不会无故拒绝传统商业伙伴的订单。即使在冷战时期,美国也未能阻止它的“伙伴”抵制苏联,反而使苏联成功地实现了粮食进口的多元化。在1980至1985年间,苏联谷物进口量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稳步上升,进口量3次突破了4000万吨。
4.“速决”原则。禁运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并且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奏效。旷日持久的禁运,等于长期把市场拱手让给别人。现在中国已经是美国粮食的主要进口国之一,假若美国对中国实行粮食禁运并且持续多年,美国的农场主就必须寻找新的大买主,开辟新的市场,并且为此付出相应的开发成本；否则,他们就不得不缩减粮食生产以避免过剩。这将引起美国国内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再想恢复在中国原有的市场份额将非常困难。
使美国政府难堪的是,在1980年代的多数年份,美国粮食因对苏禁运而严重积压,年平均高达1亿吨以上,每年政府为此平均耗费60多亿美元[12] 。这次禁运遭到本国农场主和各种政治力量的激烈反对,结果只持续了15个月零20天就草草收场,以美国的失败而告终。
总之,害怕粮食禁运,把“万一某国对中国搞粮食禁运”作为理由,就不惜代价地搞粮食自给自足,是封闭的小国心态,弱国心态。这与假定“万一打世界大战”就不搞建设的逻辑一样,是站不住脚的。最重要的是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 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我国农业经历了_20_年的改革开放,大大增强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我国主要农产品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迅速提升,成为世界农业大国。但是,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却出现逐渐下降的趋势。
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下降主要特征有：
1. 我国农业的国际参与度小,对经济发展的外汇贡献已趋近负值。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已经排名世界第七,国际贸易排名世界第十。我国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在世界上已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我国农业历来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目标,国际市场的参与度小,对世界市场的影响力不大。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除个别品种外,我国的整体优势正在丧失。我国农业[13] 的“外汇贡献”趋向于减少；在1977-1996的20年里,在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同时,农产品的出口却并没有出现相应的增长, 20年里有11年出现逆差,逆差总和达到82.75亿美元。其中,出口业绩最好的1993年也只有36.3亿美元的顺差；1995、1996_连续两年逆差超过30亿美元。在1987-1996年的10年里,我国农产品出口值最大的年份也没有超过世界的3.7%,而丹麦和新西兰两个小国的出口额就占了世界市场的3.9%_(见表8)。可是,我国农业就业人数是这两个国家的1730倍！我国的农民、农业加工企业和营销组织没有足够的能力提供国际市场所需的农产品,我国更没有世界级的大型农业企业或企业集团。总之,我国农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影响力与国家整体经济实力不相称,不能相应地分享国际分工带来的利益。
2. 我国农业_(特别是粮食作物)_的比较优势日趋下降。谷类作物被公认为“土地密集”的生产项目,我国粮食生产比较优势的下降是合乎规律的。标志之一是我国的粮食价格总体上超过了国际市场价格。在1985-1996年期间,我国农业的“显性比较优势”(RCA,见表9)[14] 从1.031下降到0.618,粮

表 9. 我国农产品显性比较优势* (RCA) 的变化
农产品出口占总出口之比, %中国农产品
的_RCA
中__国世__界
198511.0910.761.031
19898.659.780.885
19907.919.350.846
19917.859.400.835
19927.249.540.759
19936.879.040.760
19946.829.090.750
19955.528.690.635
19965.388.710.618
 * 作者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各年贸易年鉴的数字计算。
食的显性比较优势下降的幅度更大 (见表10)。所幸的是,我国畜牧业在近20年来已有快速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我国畜产品占世界市场份额的扩大,表明我国畜牧业具有一定的显性比较优势,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农产品出口整体下滑的势头。主要的原因是,畜牧业对耕地的依赖性比较小,但需要相对多的劳动投入。
表 10. 我国谷物和肉类的显性比较优势* (RCA)
年谷_物肉_类年谷_物肉_类
19800.771.3419890.511.06
19810.391.4119900.491.33
19820.371.3319910.941.43
19830.361.2519921.151.22
19840.281.5819931.231.25
19851.111.1919941.221.43
19860.951.1319950.132.05
19870.661.4019960.252.16
19880.551.16
 *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各年贸易年鉴的数字计算。
3. 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极大。1997年,发达国家的总人口不到12亿,农业劳动力的总和仅4182万,不及我国农业劳动力的数量的1／12。与此相对照,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只有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按“国际美元”(1979-1981年价) 计算,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1990年的农业产量仅422美元,而美国、荷兰分别为51561美元和44339美元,分别是我国的122倍和105倍 (表11)。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垄断了世界农产品市场70%的份额,而我国1996年农产品出口额只占世界的3.09%。这个现象的背后,是我国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比较优势未能得到发挥,丰裕资源被闲置,稀缺资源利用得不合理。以国际标准来衡量,我国的农业的平均规模是超小型和高度劳动密集的,有一部分还是自给、半自给性的。不在微观层次上扭转这种状态,提高国际竞争力将十分困难。
表 11. 部分国家的农业生产率* (1970_年、1991_年)
—— 按1979-81年国际美元计算
土_地_生_产_率劳_动_生_产_率
1970_年1991_年1970_年1991_年
中__国694_1 422_253_422_
日__本1 606_1 711_1 390_4 547_
法__国653_892_9 065_26 331_
荷__兰1 938_2 468_18 847_44 339_
丹__麦404_756_14 226_42 147_
美__国265_410_27 754_51 561_
加拿大131_247_17 119_42 830_
澳大利亚87_128_28 690_43 032_
新西兰427_971_36 554_41 312_
世__界347_515_880_1 080_
* 分别指每公顷农作物产值和每个农业劳动者的农业产值。关于“国际美元”,可参阅_FAO: Intercountry Compariso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ggregates, 1986.
资料来源: ERS-USDA: World Agriculture: Trends and Indicators, 1970-91. Statistical Bulletin No. 861. Nov. 1993.
4. 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低,组织程度也低。一个国家的农业状况和竞争力,归根到底取决于农民 (以及有关的企业家) 的能力和水平,他们是参与农业国际竞争的基础和主体。我国农民的特点是生产规模极小,科技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我国农民目前的整体素质以及有关指标 (例如：受教育的平均年限, 每个农民每年参加农业科技培训的天数,科技推广人员服务的次数,每百个农户拥有电脑的数量,等等) 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太大。中国农民组织程度低,难以通过自己的合作组织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国内市场的变化难以适应,要到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上去竞争就更加困难。
5. 我国对农业科技的公共投入太少。国际上用“农业科研强度”[15] 来衡量一个国家对农业研究的支持程度。如果按“人均” ——_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来计算, 1980年代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拥有的研究经费只有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60%,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就拉得更大_(表12、表13)。这种科技投入强度的差异,是我国劳动生产率低与土地生产率高并存的深层原因。另外有人估计,在1987-1995年间,我国平均一个推广人员的经费从1167元下降到894元,国家1996年用于农业科研的经费占农业GDP的份额只占农业GDP的0.36%,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6。“科教兴国”“科教兴农”的战略亟待抓紧落实。

表 12. 不同国家和地区农业科研强度_(ARI) 占农业_GDP_的份额* (%)
1961-651966-701971-751976-801981-85
_92个欠发达国家0.240.290.340.410.41
中国_0.410.310.390.470.39
30个低收入国家_0.220.210.270.360.35
_16个高收入国家1.081.441.571.782.23
日本_1.291.481.962.222.89
7个西欧国家_0.721.131.511.761.99
美国,加拿大_1.602.111.671.922.42
* 加权平均数。经费用1980年不变美元估计 (PPP, 即按购买力平价)。
资料来源：P. G. Pardey 等编: Agricultural Research Policy, International Quantitative Perspectives, pp.36-3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表 13. 农业科研强度_(ARI) 的国际比较_(1981-1985_年)
—— 按农业劳动者数量和农用土地数量的估计
按农业经济活动人口按__农__业__用__地
经费_/_人科研人员_/_万人经费_/_公顷科研人员_/_万公顷
92个欠发达国家_3.78_0.821.46__0.32
中国_2.24_0.772.23__0.77
18个高收入国家_213.50_24.584.02__0.47
资料来源：同表12, p.211.
6. 我国农业发展缺乏后劲。我们面临的现实是: 1)_我国人均耕地和淡水资源都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3,并且分布极不平均。我国在高强度利用耕地资源的同时,对农业发展至关紧要的这些稀缺资源的保护力度不大,一些地区破坏相当严重。我国农业的后备资源十分缺乏,土地资源、水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将进一步减少,直接影响到下一世纪农业的可持续发展。2)_由于经费困难和其他因素的驱动,我国农业科技人员和推广人员大量流失。在科技如何面向经济建设问题上也存在片面的、短视的理解,急功近利的倾向比较严重,长期性、基础性的研究投入不足, 10-20年后有可能出现农业科技后备成果不足的局面。3) 我国“从田间到餐桌”的损失十分严重,自然灾害的发生率和成灾率呈上升的趋势。保障农业发展的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水利设施、仓储设施、农村地区的道路、沿海地区的港口等等,或者需要兴建,或者需要改造、加固和提高标准,而这方面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
7. 我国还没有根本扭转歧视农业的政策。据估算, 1954-1978年间,我国通过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从农业抽走了5100亿元的资金支持城市工业, 1979-1994年间,又从农业抽走了15000亿元。许多地方农民的不合理负担禁而不绝。在资金大量流出的同时,受教育较多的青壮年劳动力和优等土地也不断从农业中流出。若不能在资源流失的同时给予相应的补偿,农业的衰退就不可避免。在转变政府职能、调整农业政策、完善经济体制、改善农业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调整农业内部结构等方面,我们有大量工作要做。提高政府的效率,完善政府决策程序,制定重视农业的政策,等等,都可以对国家的农业竞争力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 抓住21世纪农业发展的新机遇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21世纪,在新的国际环境里,我国必须增强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在新的水平上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由于党和政府对粮食安全的重视,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肯定将进一步得到加强；在加入WTO以后,由于我们可以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国内粮食短缺将成为历史。这将为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从未有过的新机遇。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及早采取综合措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积极调整农业结构,主动迎接挑战。
从国际经验看,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长远战略出发,我国应该利用加入WTO带来的机遇,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朝着以下目标前进；
1. 根据各地区的比较优势,积极而稳妥地调整农业结构
为了稳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各地区应当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不断优化农业结构。这样做,我们将有可能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也才有可能较快地、较大幅度地提高农民的收入。
在我国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基本消失,增加粮食进口(或从外地调入)在所难免。一些地区将有步骤地调减粮食面积,国家则应当创造条件,重点扶持具有比较优势的粮食主产区,使粮农能够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其生产效益。但是,涉及粮食面积调减的农民可能成千上万,怎样补偿他们的收入？除了行政手段之外,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既能维持相当水平的粮食生产,又能稳步增加农民收入？我们认为,调整的思路可以有：
—— 在粮食生产方面,增加优质品种,确保大米(特别是优质大米)的高自给率；调减一般粮食品种,增加小麦和饲料粮的进口；

—— 在种植业内部,大力发展出口创汇的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创立一批享誉世界的名牌,特别是无污染的“绿色”蔬菜、水果等；
—— 在农业部门,根据当地的条件,通过加速发展林、牧、渔业和特种养殖业来降低种植业的比重,以增加农民收入；
—— 在整个农村经济部门,着重发展农产品的加工和转化,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先安排生产链比较长、无污染的生产项目。
在调整过程中,要打破各地区的自我封闭状态,推进专业化生产和区际贸易。可以预见,我国将出现一大批有特色的专业化农业生产区。由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加深,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必将得到较快的提高。
2. 在有条件的地区,促使畜牧业成为支柱产业
现代的畜牧业可以经济地利用种植业的副产品,特别是可以利用我国农村大量的劳动力。商业化的畜牧业是种植业的产业升级,因为它减少了对大自然的直接依赖,更大程度上利用了人力资源(智力、技术、信息)以及人提供的资金。畜牧业产后形成的加工和运销链条比种植业长得多,有可能安排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从而大幅度提高农民的收入。在发展肉类生产和畜产品加工业方面,我国已经显示出了比较优势,是大有前途的产业。从荷兰等国的经验看,畜牧业能够成为人多地少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
发展畜牧业,一是要有饲料,二是要有市场。饲料的来源,主要是发展国内饲料作物的生产和改良草原,运用高新技术开发新型饲料,另一个就是增加粮食进口。“大进大出”，最主要的就是进口饲料粮,同时瞄准国际市场,把我国具有优势的畜产品推出去。为此,必须了解国外消费者的需求,特别要注重提高品质,严格实施与国际接轨的卫生和检疫标准。
从国内市场看,我国一些畜产品的人均消费量还不高,特别是牛奶的人均消费量还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见表14),发展奶牛业大有可为。“我国人多地少”“人均粮食占有量低”“中国人不适合喝牛奶”等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我国的城市人口有3.7亿,年龄在18岁以下的青少年大约也有3.7亿,就是整个欧盟15国的总人口。假定我国有3亿喝奶人口,以每天消费250克计,全国就需要2700万吨牛奶,至少要在目前牛奶产量水平上增加3倍(就是这样,全国人均量也只有22公斤,只相当印度当前水平的60%)。可见国内市场大得很！奶牛业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提高我国人民的总体营养水平,增强国民的体质,而且也是促进内需、推动经济发展的有力的增长点。
表 14. 部分国家牛奶的人均占有量_(公斤)
人均耕地较少的国家*人均耕地较多的国家*
1970年1997年 1970年1997年
中 国4.195.58美 国259.53261.63
韩 国1.6345.32俄罗斯*349.00230.18
日 本45.0768.78法 国541.01426.70
以色列150.10197.20波 兰459.66313.16
印 度14.0535.93匈牙利179.05198.20
埃 及18.2719.86世 界101.0080.67
荷 兰627.84714.39
* 主要根据FAO资料计算。“人多地少”、“人少地多”的划分，以1997年世界人均耕地面积0.235公顷为界。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8》，1997年我国的人均占有量为5.40公斤，比FAO数字稍低些。俄罗斯1970年数字依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俄罗斯统计年鉴1996》(俄文)
3. 加速发展农村食品工业,推进农村城市化,促进劳动力转移
畜牧业、林果业、渔业、特种养殖业等的蓬勃发展,将有力地拉动为这些行业服务的种植业、饲料加工业和服务营销业。其直接意义是可以迅速提高农民的收入,其连带效应是为加工业提供充足的原料,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拓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领域。
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食品加工业的重心应当从大城市向遍布农村的中小城市(镇)转移。那里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不仅有区位优势,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推动农村产业升级,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这一方面有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同时还将促使城市工业进一步升级,有利于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
我国农业的规模太小,经济力量薄弱,势必影响农业新技术的采用,不利于提高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影响到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荷兰虽然人多地少,但因农业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农户规模在西欧并不算小：农场的平均规模为16.8公顷,经营大田农业的农户规模可达100公顷以上,玻璃温室的经营规模大都在1-2公顷。农户的经济实力强大,资金力量雄厚,对技术创新的欲望就强烈,也能承受采用新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在国际市场上才有强大的竞争力。但是在我国农村,只有使一部分农民在城镇里有稳定的收入和可靠的社会保障,农民才愿意彻底“离土”，务农的农户规模才能不断扩大,种植业也才能真正走出衰退的阴影。促使农村劳动力“离乡转移”，加速推进农村人口城镇化和社会进步,其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4. 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发展外向型创汇农业
国际经验表明,能够利用、善于利用世界资源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大的表现。到21世纪的前20-30年,我国的综合国力将进入世界的前二三位。我们将以世界强国的姿态出现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将变成“国强力壮,不怕较量”。我们要探索有效的途径,积极利用世界的资源和国外的市场,分享国际贸易带来的利益,为我国21世纪的发展增强后劲。
荷兰为了发挥自己的优势,进口价值较低的粮食和原料农产品,出口的则是大量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品。以荷兰出口值而论,畜产品及其加工品居于首位,花卉等园艺产品排在其次。相比之下,美国出口的很大一部分是谷物、原料和非加工品。荷兰农业部门的产出中,近2／3用于出口,比美国高得多。荷兰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扬长避短，“大进大出”地交换资源—— 这就是小国荷兰在农产品出口实绩方面优于美国、在世界农产品市场上占有巨大份额的“秘诀”。用农业创汇收入换取更多的农业原料,为二三产业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些经验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从“输出”方面考虑,最重要的是发展创汇农业。拓展国际市场,关键是提高质量。当今国际农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已经不能只依靠廉价劳动力进行低价竞争,许多非价格因素已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质量、品牌、农产品所含的生态因素、包装设计、交货期、售后服务、商家信誉等等,都影响着产品的竞争力。我们必须加强国际市场的调研,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在质量标准方面加速与国际接轨。其次,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壮大,我国也应当增加海外的投资。应当通过政府间协议,在国外(特别是在土地资源丰富、食品供应短缺的国家)进行农业开发,可以兴办合资农场,开展互利合作,包括技术输出和劳务输出和其他相关领域的农业经济技术合作。
从“引进”方面考虑,最重要的是增加粮食和其他原料产品的进口,缓解国内资源的利用强度,这可以成为我国21世纪发展的优先选择；二是加强引进农作物和家畜、家禽的优良品种和种质资源,先进或适用的技术和设备；三是引进资金和人才,扩大信息交流；“软技术”如知识、管理和经营技巧等的引进要占到应有的地位。
5. 把保护环境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提到优先的地位
随着人口的增加,我国耕地和水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将进一步减少,直接影响到21世纪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不少地区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意识比较淡薄。为了增加农业产量,走上了“先破坏、后治理”的道路,一时的粮食增产,造成了环境恶化,水源污染,土壤沙化,自然灾害频繁,得不偿失,付出了惨痛的生态代价。我国政府在1994年发表了《中国21世纪议程》的白皮书,指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在未来和下一世纪发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16] 。
随着人民收入的提高,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保护环境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宝贵的资源,也是不可能从国外“进口”的。开放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我国减轻粮食的压力,各地区不必打粮食“翻身仗”了,不必追求粮食每几年“上一个新台阶”了。这有利于我国生态脆弱地区休养生息,实行必要的退耕还林、还牧、还湖。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通过发展旅游业和相关的服务业弥补农业调整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
为了把上述的机遇真正变成现实,必须努力创造以下条件：
1. 努力提高农民的素质,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21世纪是知识经济和科技竞争的时代,农业将需要更多的现代科学知识和经营技能。但是,我国农民整体素质还不够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平均受教育年限较短,二是组织化程度较低。随着我国9年制教育的普及和农村科技网的健全,新一代农民必然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宪法规定,公民有结社的政治权利。保护农业的核心是保护农民的利益。应当允许农民建立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沟通同政府对话的渠道,以便经常反映自己的要求和愿望,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也是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本身的要求。同时,他们也可以分担政府的许多职能(如科技推广、教育、计划生育和各种社会事业)。国外的经验表明,合作社可以办很多事,在生产经营、生活、社区建设等许多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成为政府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依靠合作社,农民能通过力量的联合,开辟新的生产领域,提高技术水平,较易于对付国内外市场的变化,从而增强国际竞争力。
值得一提的是：要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与我国地位相称的份额,还必须造就一大批企业家。企业家的品质不是靠读书读出来的,他们大都是从市场营销的实践中磨练出来的。优秀的企业家通常有独特的眼光和判断力,善于创新,精于经营,重视产品质量,有不断追求高效率的意识；他们能团结协作,懂法,守时,从而有良好商业信誉。这些品质的形成,不是通过一些培训班或上几年学就可以培养起来的。
科教兴农,提高农民素质,既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根本,也是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我国十多亿人口的头脑,是举世无双的宝藏,是我国最大的优势。这个巨大宝藏得到应有开发之日,就是中国经济真正腾飞之时。

2. 增加国家对农业的公共投入
加入WTO后,国家保护农业的领域基本上只允许在所谓“绿箱计划”的范围内。因此,国家应当强化以下几方面的投资：
—— 强化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体系。努力提高农业科研强度 (ARI),国家对农业科技投入应尽早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1-1.5%)。以提高农民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要目标,改善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健全农村的科技推广系统,对农民进行经常性培训；
——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这是发展农业、实现粮食安全的需要,也是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提高农村生活质量的需要。只有基础设施有了相当的发展,农村食品加工业、服务业、旅游业等产业才能蓬勃发展,也才能真正实现劳动力的“离乡转移”，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
—— 环境和生态保护。衡量综合国力,不能光看国内生产总值,还要看环境状况和持续发展的能力,这关系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健康、协调的发展。国家应以农业主产区的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为重点,动员当地的劳动力,进行国土整治,建造防护林带,兴建水利工程,改造草原、荒山和荒漠,改善中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要加强执法监督,坚决杜绝非法占用耕地。
3. 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加强农业立法
21世纪,我国农业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相应地,我们必须加快改革的步伐,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调控体系。目前的农业管理体制不利于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不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根据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必须转变农业部主要管生产的单一职能。建议按照大多数国家的设置方式,使农业部成为“从田间到餐桌”、从生产到最终消费一元化管理的“大农业部”。
新的农业部应当是机构精干、高效的农业决策机关。为此,要有为农业决策服务的精干而集中的智囊机构,以利于农业决策的科学化；要建立全面、准确、及时的信息系统。这不但是正确决策的需要,也是有效调控农业经济的需要,可以避免决策的重大失误。
要加强农业立法体系建设。要建立以保护农民利益为核心的农业立法体系。建议制定《农业部法》，以确保农业部职能的稳定和连贯。要规范中央政府各部委与农业部的关系,规范农业部和地方政府农业管理的职责和相互关系。
4. 坚持对外开放,谋求和平与发展的良好的国际环境
我们拥有巨大的国内潜力(自然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国内、国际环境也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在国内,全国各族人民都要珍惜安定团结的局面,不断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这是国家安全(包括粮食安全)的基础。国际上,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贸、科技及其他领域的交流合作。
展望21世纪,我国农业发展前景将是十分美好的,我们应当满怀信心去迎接挑战。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我们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友好合作,包括在粮食贸易方面建立起广泛的互利关系。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所指出的：我们应当发挥自己的优势,“更加积极地去利用国外资源,更加广泛地走向国际市场”[17] 。
新的21世纪即将来临。我们中国人是有志气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的农业大国。我们要更加积极地利用国外资源,更加广泛地走向国际市场。是到了我们中国人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为经济现代化服务的时候了。我们要抓住机遇,发挥自己的优势,在21世纪的上半叶,中国完全能够成为世界的农业强国,也必将成为世界上农产品的出口大国。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人民受列强凌辱和摆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只要我们把国内的事情办好,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中国。今天我们还不够强大,但将来有一天,全世界都会认识到：中国太大了,对中国是不能“遏制”的。中国太强大了,中国是根本不可能被“遏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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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1996年6月我国公布土地面积为20亿亩,即1.33亿公顷。若按照此较大的数字，单产理应有所调整,但这里仍按粮农组织的数字；估计数可能偏高了,但是总产量基本上是可信的。
[2] 1986-1988年间,世界谷物结转库存占谷物消费量的比例分别高达26%、27%和24%；1989和1990年回落到比较正常的水平,即18%；但是1991年又上升到20%。根据粮农组织的研究,保障世界粮食安全所需的结转库存占消费量的17-18% (可参阅厉为民等:《世界粮食安全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3] 美国通过政府农业计划的补贴在许多年度都超过100亿美元。另据“经合组织”的资料,美国1989年各种农业补贴的总额为672亿美元。
[4] ecu, 即欧洲货币单位, 1996年10月约合1.2美元，1999年改为欧元。
[5] 这个休耕面积的比例并非是固定的,可随世界市场状况而变动。另外,20公顷以下的小型谷物农场不受休耕限制。
[6] 见1997年1月26日香港《大公报》文《巨人的泥足》。
[7] 见农业部:《中国农业发展报告 ’96》,中国农业出版社, 159页。
[8] 见1979年7月31日《人民日报》刘振邦的文章：《改变传统的农业观念，走以畜牧业为主的发展道路》。他在1989年3月23日《人民日报》上重申了这个观点。
[9] 1987-1996年,日本人均进口谷物220公斤,荷兰人均约240公斤。但是荷兰的“进”是为了更多的“出”, 成为世界第二大农业出口国,而日本则是世界最大的农业进口国。因此,不在乎粮食进口的规模多大,关键是看进口粮食做什么用。
[10] 引自胡鞍钢、陈锡康:《21世纪中国粮食与农业发展战略的基本选择》,1997年
[11] 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美国的RAND公司、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等,认为在2010-2025年前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接近或超过美国(转引自阎学通：《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第50-51页)；英国著名学者 A. Madison 也认为,中国在2025年左右将超过美国,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经济强国(德国《世界报》1998年10月30日)。
[12] 这里所说的库存量和费用只涉及小麦和玉米两种谷物,未包括高粱等其他饲用谷物和大米。数字引自美国农业部 ERS:《1990年农业立法的背景材料》(英文版)。
[13] 本文采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口径,不包括水产品、林产品和部分园艺产品(如花卉和观赏植物等)。
[14] 显性比较优势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 是指：一个国家某种商品出口值占其出口总值的份额 (Ei / Et) 与世界该类商品出口值占世界出口总值的份额(Wi / Wt) 之比率。如果这个比率大于_1,则说明该国此种商品具有显性比较优势；反之,如果小于_1,则说明该国此种商品没有显性比较优势。这是衡量比较优势的方法之一。这个方法未必是最科学或最可靠的,但是它便于计算,也比较实用,其结果作为国际间比较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
[15] 农业科研强度(agricultural research intensity, ARI)指公共部门用于农业研究的经费占农业GDP的比例。1980年代,30个低收入的欠发达国家用于农业科研的经费占农业GDP的0.65%,发达国家的这个比例高达2%_以上。当时世界银行就提出,低收入国家要改变农业落后的面貌,改善粮食安全状况,应努力在1990年前后使ARI从当时的水平提高到1%_左右。
[16] 参见《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1994年
[17] 人民日报:《构筑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大厦》, 1996年7月8日。

21世纪初我国粮食安全的国际环境
引言
21世纪在日益临近。21世纪的前30年里,世界的、尤其是中国的粮食供求状况怎样,特别令人关注,已经有许多学者和经济界人士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还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尽管猜测总是带有很大的假想成分,但那些悲观的论断似乎最能引起新闻媒介的注意,一时造成了巨大的轰动。1993年末,我国南方粮价一度上涨,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关于“中国人能不能养活自己”的争论持续了好几年。
我国总体上人多地少,农业后备资源不足,许多地方种粮的比较利益偏低。多年来,不少传统的粮食输出省转而成为输入省,南粮北调已经成为历史。我国经济学界的普遍认识是：由于我国农业资源的特点,在较长的一个时期里,我国的粮食供应将处于紧平衡状态,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始终不能掉以轻心。这也是本项研究的一个基本观点。
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出现了买方市场,粮食也随着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过剩,这场争论留给中国人民许多的话题。现在回过头来,冷静地分析我国21世纪初粮食安全的国际环境,对国人会有很大的益处。在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时候,更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一、近中期世界粮食产量的估测
从全球的范围来看,粮食生产的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1950年,世界人口是24.86亿,粮食总产量是6.89亿吨。1997年,世界人口达到了58亿,人口同1950年相比增加了1.31倍；粮食总产量上升到20.96亿吨,增加了1.96倍。在近半个世纪里,世界人均的粮食占有量从277公斤增加到358公斤；同期肉类增长达4.28倍,人均占有量从16.3公斤上升到37公斤。世界食物供应量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则主要得益于科技进步。

许多人对世界未来食物供应状况的忧虑,主要出自对未来食物需求趋势的估计。对需求起决定作用的有两个因素：人口增长和收入提高。据估计,在2025年左右世界人口将达到85亿,其中人口增长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将从1985年的75%上升到83%。与此同时,城市人口将迅速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将从现在的31%增加到57%。一些学者认为,由于人口 (特别是城市人口) 的增长,收入的提高,全世界食物供给量要从现在的基础上增加一倍才能满足需求。
(一) 国外学者的三种估计
国外对世界未来粮食生产的前景,不同的预测很多,结果也很不相同。现在对几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综述如下：
第一种被称做“常规派” ,他们的人数不少。他们认为,在过去的40年里,粮食产量的增长主要靠三个因素：扩大耕种面积,改进土地利用 (主要是扩大灌溉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由于土地开垦逐步向条件较差的地区转移,进行灌溉的难度增大,一些投入物的报酬率开始下降。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今后增产粮食主要应当依靠现有耕地来提高单产,同时不损害生态环境,为此必须加强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粮食供给主要是国内的问题,国际贸易所起的作用很有限。世界谷物产量要从1990年代初期的19亿吨增加到将来的38亿吨,关键在于发展中国家要使人口的增长率与生产的增长率相协调；而生产增长的关键则是加强科研以及进行开发性生产。
第二种是“乐观派”。世界银行国际经济部高级经济师 D. O. 米切尔和 M. D. 英科就是主要的代表人物。他们指出,从食品的实际价格、卡路里消费水平和人均食物占有量等指标看,世界的食物供应状况1990年代好于1960年代。食物的实际价格在一个世纪长的时间里,大体呈下降的趋势。在过去的20多年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卡路里摄入量上升了27%。他们对2010年作了预测,并且假定人口增长率从1994年的1.74%下降到2010年的1.4%,而食物增长可保持每年1.8%到2.2%的速度。到2010年,全世界谷物的生产量可达到26亿吨,全球粮食的供应将足以应付需求的增长。不过,发展中国家的粮食进口可能要以每年4%的速度上升,但发达国家的生产能力完全可以满足其需求。
第三种是以世界观察研究所 L. 布朗为代表的“悲观派”。他们主要依据是资源退化,世界粮食增产的速度从过去的每年3%下降到近十年来的1%,认为草地的使用已经超过了合理限度,而鱼的产量已经“达到了生物再生产的极限”。所以,食物的三大来源——作物、畜牧和渔业,只剩下改进土地的生产率一条了。在这方面,又受到以下六个方面的限制：未使用的农业技术储备减少；人的需求主要将转向畜产品和渔产品；水资源限制；许多国家的肥料报酬率在下降；土地面积因工业化而减少；因人口增长、环境退化而“造成社会分裂”,削弱了政府对食物生产的努力。他们估计,到下21世纪,粮食供求形势可能更加趋紧；到2030年,世界对进口谷物的需求量将超过实际可供应量5.26亿吨。
布朗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前景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且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当中国持续地从国际市场上购买粮食时,它的粮食匮乏将成为世界性的匮乏；它的耕地及灌溉用水的短缺将成为世界性的短缺……”其轰动效应为世人所知。不管他们的本意如何,这个论断传递的信息是：中国在21世纪将成为世界的沉重负担。这种缺乏根据的论断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不满。他的观点受到许多经济学家 (包括美国经济学家在内) 的批评。他们指出,从世界范围来看,粮食生产的潜力仍然是很大的,与布朗描绘的那种暗淡的情景相去甚远。美国有些经济学家嘲笑布朗说,他过去的许多悲观预言“没有一个被证明是对的”。
以上三种预测有一个共同的论点：他们都认为世界粮食增产的潜力主要在发达国家和原来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这种观点多少包含着对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偏见。正如我国的中低产地区存在巨大的粮食增产潜力一样,在世界范围内,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国家粮食增产潜力十分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单产比我国低很多,其中一大部分土地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及生产设施,只要条件具备,没有理由认为那些国家的土地永远只能象现在这样低产。从农业后备资源来看,发展中国家的潜力更是不可低估。例如,无论在耕地潜力和单产潜力方面,巴西、阿根廷,以及许多非洲国家都有很大的潜力。即使土地相对紧缺的东南亚国家,也是如此 (参见专题报告1)。从表1可以看出,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里,世界粮食总产量增长了大约30%,发达国家由于控制生产粮食产量停滞不前,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对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表 1. 1979-1997 年间世界谷物总产量的变化 (万吨)
1979-811989-9119961997
　亚　　洲64 021_85 575_ 97 557_ 97 196_
其中：中国28 659_ 39 014_ 45 364_ 44 382_

　非　　洲 7 198_ 9 834_12 638_10 924_
　拉丁美洲 9 234_10 265_12 794_13 570_
　发达国家1)87 490_67 489_72 128_73 976_
其中：美国30 141_29 215_33 774_34 265_
6个欧盟国家2)_ 13 705_16 468_18 214_18 107_
　世　　界158 835_190 208_207 245_209 643_
注：1) 指美国、加拿大、全部欧洲国家(包括原苏联和后来的独联体)、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2) 法国,德国(包括统一前的原东德),丹麦,意大利,西班牙,英国。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生产年鉴
(二) 拨开世界粮食产量“停滞”的迷雾
国内外还存在一种流行的说法,即世界贸易量多年来一直在2亿多吨的水平上徘徊,所以,只要中国的进口一增加,世界就会闹粮荒,世界粮价就会猛涨。因此中国潜在的进口需求对世界构成了一种威胁。这是对世界粮食生产状况和潜力似是而非的估计,必须予以澄清。
关于世界粮食生产在近十年多里增长速度减慢,“悲观派”罗列了一些现象,坚持说中国“会使世界挨饿”,貌似客观地引证了许多数据,但仍然经不起仔细的推敲。这反倒促使我们冷静地思考：那些在中国粮食进口问题上制造奇谈怪论的人,目的到底是什么？世界粮食生产和贸易的前景果真是那么暗淡吗？这很值得我们仔细研讨一番。
只需浏览一下粮农组织历年的年鉴和其他出版物,就很清楚,世界的粮食产量是在不断增长的,世界粮食贸易量也呈上升之势 (见表1、表2),世界的粮价基本上是平稳的 (见下文及表6)。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在,世界粮食进口的头号大国并不是有12亿多人口的中国,而是1亿多人口的日本。在布朗报告发表前的3年里 (1992-1994),韩国粮食净进口量共计3370万吨,而中国只有1200万吨；也就是说,当时占世界粮食进口量第二的,是不及中国人口4%的韩国！苏联在解体之前,在1972-1991年的20年里,它都是世界第一大粮食进口国,粮食净进口量累积达到5.26亿吨,平均每年净进口量为2632万吨,最多的一年达到4140万吨,那时它的人口也只有中国的1／4而已。
表 2. 1980-1996 年间世界谷物的贸易量 (万吨)
1980199019941996

进
口
国中　国 1 555 1 572 536 1 662
日　本 2 365 2 657 2 951 2 653
韩　国 514 909 1 193 1 128
原苏联 2 894 3 144 226 393
墨西哥 713 759 796 1 040

出
口
国美　国11 271 9 040 7 102 8 853
加拿大 2 046 2 225 2 599 2 097
澳大利亚 1 946 1 497 1 726 1 988
法　国 1 807 2 998 2 561 2 600
阿根廷 292 1 043 1 056 1 123
世　界进　口21 89122 35222 65323 921
出　口22 32522 64423 12323 373
注：1) 这里列出的“进口国”和“出口国”的量都是净进口量或净出口量,世界的进口量和出口量是总量。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生产年鉴
1990年代中后期,世界粮食市场的贸易量大致上都是2.3-2.5亿吨左右,这是事实。但是,这个数量基本上只是为了满足具有购买力的那些粮食进口国的有效需求,而不是为了解决世界的缺粮或饥饿问题。那些出口国不会用大量的资金增产粮食,然后再花费许多钱把卖不掉的粮食储存 (积压) 起来,或者以“慈善”的方式捐赠给世界上8亿左右的饥民。当今世界以“国际援助”形式捐赠的数量对于解决饥饿问题来说,只是杯水车薪。那些发达国家的农场主休耕了几千万公顷的土地,是以十分动听的词藻——“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农业持续发展”等包装起来的。那里粮食生产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从表2可以清楚地看到,粮食出口量下降得最多的国家就是美国。这显然不是由于环境问题使美国的粮食生产能力遭到了破坏,而是美国政府对粮食产量过剩加强了控制。
了解历史背景的人都知道,近年来世界粮食总产量和贸易量停滞不前,库存量下降,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主要有：
1. 发达国家缩减了粮食生产。世界粮食市场疲软,粮价下跌,打击了主要出口国的农场主,他们因此控制粮食的播种面积,减少粮食生产能力约1.15亿吨。产量被控制住了,世界市场上的粮食贸易量也就上不去；
2. 原苏联的经济衰退。原苏联正在经历着急剧的体制转变,原来农业的基础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据世界银行估计,粮食生产能力大约下降8600万吨；与此同时,作为世界粮食市场上原先的最大买主,俄罗斯等国财力空虚,大大缩减了粮食进口；
3. 缺粮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停滞。1980年代,关于非洲有个形象的说法——“被遗弃的十年”。那里的粮食供应状况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因人口迅速增长和局部地区不断的战乱而多有恶化,但是无力进口粮食。其他地区也有一些国家由于战乱等原因,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经济衰退。

然而,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世界粮食前景表示乐观,这里只举三个例子：
例证之一：谷物种植面积。粮农组织的统计资料表明,世界的可耕地面积从1961-1965年的13.03亿公顷增加到了1996年的13.82亿公顷,即扩大了6.3%。在这30年多里,世界人口从32.76亿增加到56.87亿,几乎增长了3／4。因此,全世界人均耕地面积从0.406公顷减少到0.236公顷。人均耕地面积急剧减少的现象并不出现在所有地区,不同国家耕地面积的变化相差极大。其中,亚洲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从56.8%上升到60.5%,非洲从9.3%上升到13%,南美洲从5.0%上升到5.6%；意味着这几个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表3)。
表 3. 世界可耕地与人口的分布
可 耕 地 (1996)人 口 (1997)人均可耕地
(公顷)
万公顷占%万人占%
亚　洲49 950_36.1_353 845_60.5_0.141
欧　洲29 976_21.7_72 917_12.5_0.411
非　洲17 420_12.6_75 839_13.0_0.230
北美洲25 870_18.7_46 655_8.0_0.554
南美洲9 774_7.1_32 711_5.6_0.299
大洋洲5 202_3.8_2 907_0.5_1.789
世　界138 192_100.0_584 874_100.0_0.236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生产年鉴 (1997年), 人均数字系作者计算。
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扩大耕地面积的潜力并未穷尽。表4的数字表明,除了人多地少的东亚国家之外,亚洲、非洲和拉美的大多数国家的谷物播种面积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呈持续扩大的趋势。原苏联和一些中欧国家在制度转换中遇到了困难,谷物种植面积出现了萎缩,在21世纪初可望得到恢复甚至增长。真正“有计划地”削减种植面积的恰恰是传统的粮食出口国,特别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美国的耕地面积是中国的1.4倍,近年来谷物的收获面积仅为中国的70%左右,总产量大致是中国的80%[1] 。所以, 导致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世界粮食供应总量减少的真正原因,是那些传统的粮食出口国在国内进行了生产“调整”,控制了生产。
表 4. 1979-1997 年间谷物播种面积的变化 (万公顷)
1975198519941997
中国、日本和韩国__11 998 9 307 9 203 9 501
12个亚洲国家1) _18 63419 73019 75620 054
非 洲 6 895 7 790 8 468 9 208
4个独联体国家 2) _12 74311 216 8 967 8 610
4个中欧国家3) _ 2 161 1 901 2 005 2 034
美国和加拿大 8 999 9 471 8 225 8 383
6个欧盟国家4) _ 3 518 3 501 2 962 3 222
3 个拉美国家5) _ 3 998 4 367 3 921 4 035
世　　界73 40172 24269 52970 562
注：1) 这些是粮食产量超过500万吨的国家,即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缅甸,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尼泊尔,叙利亚,伊朗,土耳其。2) 指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3) 指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4) 法国,德国(包括统一前的原东德),丹麦,意大利,西班牙,英国。5) 指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生产年鉴
中国耕地的复种指数为1.5,而发达国家由于进行轮作和休耕,平均起来耕地一年还种不到一季,即复种指数小于1。据报道,美国因实施“保护计划”而闲置的耕地有3800万英亩 (合1520万公顷),占总面积的比例约10%,欧盟近年来休耕土地约占12%。以此推论,美国和欧盟的“复种指数”都小于1,大致都在0.88-0.90的水平上。发达国家的耕地负担本来就比较轻,这些国家在考虑“土壤保护”和“农业持续发展”,并非那里已经发生了地力衰退的严重危机。总之,发达国家耕地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近年来,美国和欧盟国家的农业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农场主将比较能够自主地种植粮食 (见下文)。1996年美国通过的农业法,取消了控制生产的农产品计划。据美国农业部1996年数字,1996/97年度小麦和玉米的种植面积就扩大到2920万公顷和3232万公顷,分别比上一年度一下子增加了5.6%和13%。1998年,美国的玉米播种面积达到3270万公顷,产量2.48亿吨,人均占有量达到930公斤；其中约有3／4用于出口。美国还有列入“保护储备计划”的土地1456万公顷 (另一种估计为2600万公顷)。如果考虑到科技等其他因素,美国生产的潜力决不是布朗所说“仅能为世界粮食增加1.6%”。
例证之二：谷物单产。世界粮食增产的根本途径是提高单产,在这方面的潜力更大。解体前的苏联,较好的年景可收获粮食2亿吨。由于俄罗斯政府搞“休克疗法”,粮食连年减产,其减产幅度比卫国战争还要大。究其原因,一是部分耕地荒芜,二是单产下降。俄罗斯目前的农业经历着痛苦的过程,但它的资源总量——无论是土地、淡水和能源,都预示着巨大的潜力。包括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匈牙利等在内的“经济转轨国家”的潜力也决不可低估。在苏联时期,俄罗斯的粮食单产大体是乌克兰的一半；哈萨克斯坦则更低,只有乌克兰的1／3。乌克兰以黑土带而驰名世界,即使有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单产也不算高 (见表 5 )。乌克兰及原来的沙皇俄国,都是粮食的重要出口国。在世界粮食市场的驱动下,在21世纪,部分独联体国家极有可能恢复其粮食出口国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