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研究村落公共权力 2

　二．研究方法要创新

　　你谈到课题设计时好象很重视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特点体现在哪里？

　　研究工具和研究对象相匹配是反思社会学的基本要求。社会学研究农村村落权力的规范化不仅在于使用规范的分析概念和调查方法，而且对调查者的价值判断标准和使用的分析工具的针对性、适应能力和局限都要有自觉的认识，后者体现了布尔迪厄的反思社会学的特征，反思社会学对自己使用的概念工具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局限性都要有清醒的自我认识。今天所讲的调查方法的创新不是说对于过去的调查方法的反对，而是说随着时代条件的改变调查方法要作相应的调整，要根据调查对象的变化和调查目的作相应的调整。研究方法要适应研究对象的变化。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村调查提出的开调查会的方法，现在对于调查农民对村落外部事物的评价仍然有用，但对于了解村落内部事物这种方法就并不太合适了，用这种办法未必能了解真实情况，重要原因在于农村内部出现了分化，所以不能教条地搬用过去成功的经验。

　　以前是别人认为搞不了理论研究的学者才搞农村社会调查，这两年许多钻理论钻的很深的人也开始扎村入户了，这种现象怎么解释？是个人研究旨趣的演变还是研究环境变化的压力使然？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悖论：农民本身并不具有学术的深刻自觉，为什么还要求调查者具备深刻的学术素质呢？

　　农民生活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富矿。正如植物学家偏爱落差大的山林地区，不同的海拔线上分布着各种植物类型，易于采集标本进行比较。社会学的魅力更在于，标本的特征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的。农民请你吃肉并不必然证明他富，只是表明农民或当地的传统好客；农民家里没有冰箱并不表明他穷，许多农村中小企业老板不买冰箱，是因为可以节省请客的饭钱：来人了拿个篮子上街割肉去，你拦也拦不住，转一圈回来说不巧肉卖完了，那么炒个鸡蛋也说得过去了。农民不具有学术意义上的深刻自觉，不等于说农民对自己的生活没有深刻感受和理解。

　　你所谓的悖论实际上是学界内部人的思想片面性：认为研究材料具有理论形态才是搞理论，即研究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是社会学理论；研究材料是生活现实的便是实证研究而不是理论，即研究中国农村的社区（村落）与社会不是理论。这种评价不能成立。是否理论研究的界定标准不在于研究材料，而在于研究工具；使用常识来研究常识不构成理论，说白了叫聊天。现在有一个关于蛤蟆的研究课题，完成的调查报告是“一个蛤蟆一张嘴，俩个蛤蟆八条腿”，调查者确实去蛤蟆窝看了数了，描述也是真的，但是这样的调查报告无法进行社会学的理论定位，它没有反映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使用规范化的概念工具来研究常识就具有了理论的品格，当然是理论研究。研究农民没有理论背景不行。把握农民对于生活的深刻认识事实上构成了农民研究的学术底蕴。

　　农民对于社会生活的深刻认识往往不是通过学术型的规范语句来表述的，而是通过农民的思惟和行动来证明的。这种证明不是语句在起作用，而是被深刻认识的社会关系在起作用。当代民族人类学的研究要求研究者的思惟角度和表述方式有相应的转变，要完成从他述向自述的的转变。从表述方式上就是要从“我认为”转变到“我发现”。因此要区分三种真实：一是农民表述的真实，二是农民行动的真实，三是农民意义的真实。这三个层次的真实都是分析研究的必要资料，但作为形成归纳和分析结论的材料却只能属于第三层次。研究者对于农村的参与观察具有共时性（synchrony）特征，但研究任务是要以共时性的有效沟通与认同为中介进而发现历时性（diachronic）对于农村社会生活、分层和习俗规范的构造和影响，这里的历时性可以定义为：习俗对个人和群体的影响制约＋个人行动的价值判断＋被村落文化所校正的生活意义积累。这样的研究才属于农村社会学研究。

　　对于农村中已经有的制度积累应该在农村的社会关系和语言中去寻找，1996年我们在河北调查一个村，村中有句话叫作“紧睁眼，慢说话”，

　　这句话越捉摸越有意思，反映的是村民的日常生活常识，也是对大村亲缘网络交织形成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自利性的理性认识。对于村内某人某事的任何判断评价所引起的连锁反应都可能远远超出评价者的最初预料，评价者必须承担与此有关的连带责任，因此村内人平常出言务求谨慎，不但要看听话者，而且要看到他背后的一级二级三级直到n级关系网，要估计到听话者可能扩散给何许人，要精确估计听话者和扩散范围内所有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要顾及到这个网络对说话人的反应和形成的利害关系。如果一个城里人到这个村问话，发现老乡反应极慢，就告诉咱这个村的人反应慢，只说明城里人不懂这个村的规矩，他不知道农民回答问题时大脑运算要处理的数据是PⅡ级的，要比城里人大得多。城里人感觉农民反应迟钝之日，正是自己犯傻之时。你别看农民张着嘴半天合不上，眼珠转得慢，那个降调“噢↘”使你永远分不清他是听懂了还是没听懂，其实只要他有兴趣并真下功夫，他能把你装口袋里卖了。1992年我们到农村调查，县里干部向农民介绍我们是“中央来的”，只见旁边蹲着晒太阳的一位青年农民脱兔般蹿起，过来抓住手乱摇：“啊呀，中央来的？邓小平身体好不好，回去给他老人家带个好噢”。同行的一位大报记者很感慨：农民对邓小平的感情真深啊！我只是淡淡地回答，我们是中国社科院的，下村来调查。从农民说的话和他的体态语言（放肆的握手，斜抛的眨眼）构成的完整语境中，我解读的是如下不屑：“什么中央来的，不知住在北京哪块旮旯里混事儿，你见过邓小平么”。对此语境的深入分析当然还需要涉及这位农民的知识背景：如大众媒介传播造成信息的同源共时导致了知识水平的平视；社会流动使他有机会到北京卖菜，从而对首都各个职业的群体意识乃至群体无意识已经有所了解；他接触的一些上级单位或准上级单位下村干部的装腔作势已经扫荡了他对上层的神秘感；等等。那位记者是认真倾听的，但确实是在误读。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误读，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误读。这样的记者干别的可能绝对出色和敬业，但至少跑农村线不合适。当了解了“紧睁眼，慢说话”这句话的意义生成背景，你还会以此推论来解释为什么让农民接受新事物他很谨慎，但你要骗他却很难，这就是沙宁所说的农民的“疲软武器”。农民在保护自己方面的智商积累要比城里人发达得多。这句话与这个大村内部的亲缘结构密切相关，这句大白话就很有社会学的理论意味，对这句话的描述、转译、分析就可以写成一篇社会学论文。 　　现在对于中国农村社会学的研究面临着一个新的突破，方法论的和经验层面的预设的突破。现在社会各界使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用来研究农民和农村的很多，如1998年3月经济日报为两会报导对于农村的调查已经开始采用了入户的方式，要求记者与农民同住，并以与房东合影为证。因此社会学对于农村和农民的研究不能在低水平上简单重复。

　　请具体谈一下你在研究村落权力中采用的方法。

　　我觉得对于现实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意义在于：在理论方面给认识和理解有关经济规律提出了定理或定律，在应用方面不断给现实经济的发展提出有效的实用模型。我把自己对农村和农民的研究定位为：以规范性研究概念为分析工具的实证性应用研究。这里的实证有两重含义：一是以理论假设为支撑，二是以科学研究方法为手段。研究方法是达到研究内容的技术手段和路径，研究方法服务于研究目的，也反映研究能力。

　　我在调查设计和实施中力求做到：⑴理论设计对研究对象价值判断、行动空间、约束条件和选择可能的敏感性；⑵调查工具对研究对象的动态适应[22]，要求封闭研究对象价值判断选择项的全部逻辑可能；⑶理论敏感性和分析能力不仅覆盖课题的设计过程，而且完善于实际调查过程中，在现场调查中动态检验和修正理论假设；⑷在价值判断的表述上实现由“他述”向“自述”转变。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农民的研究不能借口客观性只满足于学理性质的“他述”研究从而忽视农民具有自我意识意义的“自述”定义。“他述”更注重总体认同，“自述”更侧重于对村落、支系、氏族甚至家庭的个体认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自述能够更准确和有效地反映农民的价值观念、行动和社会小环境的关联。他述容易表述逻辑的事物，或者说将表述者的逻辑套用于事物，自述才能揭示事物自身的逻辑。弗雷德里克.

　　巴斯（Fredrik Barth）在研究民族认同时提出一个原则：认同的终极依据在于当事人自己[23]。这一主体确认原则在分析受到行动定义的社会特征时尤其重要，有助于理解分析单位的同质性与异质性。现阶段中国的农民概念已经超出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时代政治管理和行政划分的色彩，对于农民的认识也同样需要从阶层识别、群体特征、身分确认等多个角度切入。在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条件下，农民内部在不同区域，同一区域内的不同职业群体，以及同一职业群体在不同的社会网络背景条件下的分化都体现出明显特征。要理解农民，就要准确理解农民动机生成和理性行动的矛盾。

　　这个问题是费孝通先生这一代人在研究历程中就已经遭遇、提出并且已经回答了的问题。费孝通当时在瑶山的农村社会调查中已经认识到，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理论设计与实际调查脱节对于认识调查结果的研究和分析会产生严重不良影响。他在《花蓝瑶社会组织编后记》中指出：文化研究需要亲切的观察，要让课堂上的理论成为具体认识社会文化的工具。在调查地点的选择和调查工具基本合格的前提下，对于调查人员的田野调查背景、理论素质和对于分析主题的敏感性就成为完成调查并且能够分析意义的必要条件。他将这一体会应用于后来与张之毅先生合作的云南三村调查，明显就上了一个境界。我感到费先生的总结是深刻的。我的具体研究方法如下：

　　1．理论分析方法，体现资料检索能力和框架建构能力。应用文献资料，根据已有理论，对研究中国传统农村村落权力的理论框架进行比较，确定理论框架和适用条件之间的联系。在对于农村村落权力的研究中采用社会史研究方法，将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的延伸与地方精英的日益政治化、制度安排与传统组织资源、机能与结构、历时性与共时性、叙述与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基层权力与社会网络”就是起连接生活史叙述和运用社会学假设不断作出判断的分析概念，这样的概念能够连接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偶然性，能够沟通制度规范与大众传统，能够连接“观念的普遍性与所叙述的特殊文化”，能够从价值和意义上说明行动的动机以及所受到的文化约束。这样的研究方法是实证研究的理论基础，有助于理解社会结构的静态形式和社会行为的动态形式。

　　2．实证调查方法，体现事件敏感能力、现场布置能力和跟踪能力。利用已有的关于村民自治理论所确定的村民委员会制度和在实际应用中积累的有效事例，分析村民素质以及分析民意和村落权力的认同与冲突程度；选择有代表性并且有资料积累的若干个村进入深入访谈，使形成的分析框架接受社会事实的检验。 　　实证调查方法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认识方法，认识农村和农民要经历五个依次联系的深入阶段，即“阅读→观察→倾听→解读→深描”。阅读：通过阅读文本接受一个以叙述形式被赋予意义的事实。观察：经历事实，注意现场展现的全部有意义的细节。倾听：加入行动者对事实的意义理解，注意赋予意义的行动主体的社会特征。体验：将倾听获得的有局限性的主观意义放在社会网络(社会网络不仅具有共时性，而且具有历时性)中来理解。体验=(共时性+意义+背景+网络)，体验是“解读”，也就是哈贝马斯强调的对于社会事实要“设身处地地领悟”。体验是接受以多元因果性界定的事实。通过阅读接受一个以叙述方式被界定了意义的事实和亲身经历这个事实是有重大区别的。有案例表明现在农村基层政权规范化建设有一个内在的倾向，在小传统仍然发挥作用条件下，行政话语系统中“农村基层政权规范化建设”可能只承担合法化语言象征功能，只是村落社会结构对合法体制在形式上的顺应。这样的调查方式便利于全面准确认识研究主题。通过“阅读→观察→倾听→体验(=解读)→深描”全面准确认识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意识形态尤为重要。农民只是一种职业身分，在本质上农民也是社会人，他的动机、行动和价值观念受到群体和制度环境的制约，作为历史行动的积淀农民又在不断进行理性总结来适应和改造群体和制度环境。

　　二是设定农村社会情境，即区分“日常生活”与“事件”[24]。“日常生活”可以定义为常态，“事件”可以定义为非常态。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编织社会网络，“日常生活”是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生成和构造过程，也是积蓄能量过程；在“事件”中，社会网表现为能量释放过程。常态可以描述社会网的构造，但是社会网的质量需要有内生性事件来振动、检测。行动者通过事件中网的作用和预期效果比较从而校正今后的行为，按此逻辑的社区群体行为积淀形成传统。通常将传统理解为大的时间尺度的函数，其实在科学意义上传统是一个连续谱系，从纵向上表现为事件前后更替之间的意义关联，从横向上表现为从个体意识向群体意识的生成和认同。在认识过程中一般存在着两种缺陷，一种是信息不完备的局限，一种是意义缺失的局限；信息不完备的局限在任何认识过程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是不能从根本避免的，因此在课题设计中要对分析所要求的信息完备程度有一个在资源如时间、人力、经费、客观环境允许条件下有一个适度规定，但是意义缺失的局限对于研究设计和研究操作来说是必须避免的。了解农村社会生活时对“日常生活”和“事件”只了解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所形成的认识都存在“意义缺失的局限”，“事件”的生成会检验和重新调整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日常生活”和“事件”的结合才构成乡村社会生活的全貌，对这两方面的完整了解才能全面理解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民行为。人类学家格尔茨在巴厘岛的逃跑就构成了一个有意义的事件，他在事件中的表现使土著人重新调整了他们与他的相互关系。对于中国现阶段农村来说，下发救灾款、发放外出劳动力指标、提供就业机会、上级考察、授予社区先进称号、村委会换届选举，都构成有意义的“事件”。这些“事件”都与村落公共权力构造有直接密切关系。

　　3．由类比方法深入到分析方法，体现意义解释能力。对现象事实进行理论定位，使现象描述具有理论意义，使行动分析具有结构化特征。

　　这个框架如果能够成立，对于具体的分析工具我觉得没有多少可说的了。因为这就进入了社会学理论相对已经比较成熟的部分。

　　农村权力本来我也懂，你讲了我反而不懂了。农民干的事也有这样的专业性？我觉得你是在利用专业术语构造学术壁垒以期形成垄断。这对于在下岗危机下提高社会学职业声望倒是有益。专业性越强职业替代弹性越小，职业替代弹性越小从业者的社会地位越高。

　　你其实是说，这些现象你也熟悉，对这些现象的关系你也形成了表述，但是现在你头脑中的表述受到了我的表述的质疑。至于学术壁垒，有这类情况但不是仅有这类情况，我的研究目的与依靠术语霸权形成学术垄断无关，目标只是有利于在学术界和在社会各个方面对于农民的研究中发挥社会学学科的功能优势。这是对社会分工确认后的被动接受，也是角度互补意识的自觉，我理解就是各就各位。现在研究农村和农民的部门很多，从各方面积累的资料也很多，社会学要在这样的研究中发现和找到自己的位置，确实需要不仅完成自己的学科任务，也要与其它部门对于农村和农民的研究形成互补，在社会分工中找到自己学科的研究位置和社会需要的定位与价值。当前特别在社会变革中积累生活规则的有关资料，以和大传统和政策进行对比分析。学术反映有其规范性，但是往往注意到了深刻性却相对容易忽视那些活生生的东西。在那些活生生的东西和事物及关系中表现的正是可感知的结构化世界。

　　三．农民生活：可以感知的结构化世界

　　“可感知的结构化世界”，这一提法有些意思。这与前面所说的“社会结构对个人体验有解释能力，个人体验具有结构化特征”是一个内容的不同表述吧。如果是同一内容，那么这两种表述又有什么区别？

　　两种提法表述同一内容。区别在于，“结构化世界的可感知”是认识论表述，“可感知的结构化世界”是本体论表述。本体论表述是要强调，感知的特征不是认识者用来认识的工具，不是学者记者为了认识而涂在农村和农民身上的显影剂，而是农村和农民生活本质的直接显现。借用一种形象的说法，本质并不是在现象背后，而是就在现象中间，当你了解单个现象时是无法了解本质的，当你确定了现象之间的所有有意义的关系时，也就是说了解了现象系统时，本质就自然出现了。本质并不必然是可感知的，但可感知的并不必然不是本质。至于研究者是否察觉，在于他是否具有这样的知识准备和敏感能力。说白了，认识本质的充要条件不仅包括考察者的动机和目的，而且包括考察者使用何种工具，是常识呢还是理论。

　　在你的研究中，你感觉哪些理论有助于认识农村权力关系？

　　当代社会学对秩序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项重要内容。秩序涉及行动，行动涉及动机，动机涉及意义，意义涉及哲学背景。霍克海默讲研究任务就是建立哲学与具体学科的密切和富有成果的合作，他反对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分离，历史进程与逻辑进程的分离。认为哲学的功能在于改造秩序[25]。卢曼认为从个体定位研究组织未必恰当，研究组织只能从社会关系和现实互动作为起点[26]。吉登斯比较了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的规则定义，分析了研究系统中规则，资源，规则群以及规则与实践的共存性，认为规则是不可能从本身加以描述和分析的，要从生活中发现其存在的根据。在建构社会系统的历史过程中，实践活动与规则体系是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着参与到这一过程中去的，而且，正是因为规则与实践相互依联的这种共存性，规则不可能完全从它们本身加以描述和分析。这一理论给人的启发是：不是社会规则使人有了互动关系，而是现实的互动关系示范着社会生活的常规[27]。这样的哲学术语读起来抽象，但在农村生活中你会时时体验到对这种哲学抽象的生动注解。农民在日常生活中潜意识地赋予自己生活以意义和价值，反映在社会调查事件中，就是你对农民的调查和农民的反调查在同时进行。现在的农民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生活在社会网络之中。有人认为农民的社会生活并没有农民自己意识到的意义，这也许是出于对于农民文化和农民生活情境的双重陌生。罗宏光博士转述过一个故事，居住在原始森林中的澳大利亚原住民透过茂密的树叶窥探一片发黄的水利工地时，酋长对他的儿孙们说，“在那绿色的尽头居住着一群野蛮人”，由此可见“文明人”和“野蛮人”都扮演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角色。调查农民首先需要理解农民，将自己的调查纳入农民的意义系统之中。不结合农民自己的利益和发展机会，农民在接受社会调查中就很难投入。要了解农民，首先就是要了解他们的交换体系。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社会调查提纲的相应设计。交换不仅是经济利益的交换，本质是感情的交换，由此才能认同。

　　你讲的意义，是指你认为你定义的农民生活的意义，还是你发现农民有自己定义的生活意义？

　　是我发现农民有自己定义的生活意义，是自述而不是他述。从调查和访谈中就可以感受到。农村社会调查是互动，你在调查农民的同时农民也在调查你，捉摸你，把调查者纳入村落生活世界。费孝通先生曾经用过的石子投水来解释差序格局，这一比喻也可以用来解释调查与反调查同时存在同时进行。你的调查成为嵌入乡村生活的一个事件，围绕事件形成一个信息圈向外扩散，同时乡村社会又形成一个与扩散反向的包围圈来解构你、消化你，将你纳入村落社会的生活系统和意义系统。农民在社会调查中反映的基本原则是：在不影响我的生活的前提下，完成你的调查，甚至可以变通你的调查。郭于华博士就举过这样的例子，调查者问一位农妇生几个孩子好，农妇先回头看看婆婆，然后才回答还是按国家的政策办好。这样情境的回答并不完全和真实反映她内心世界的真实想法。当调查者问农民的房子时，农民以为你是来拆迁的；当看农民的对联时，他以为你是文化馆的；当为农民照相时，农民以为你是记者，于是索要照片；即使问到农民收入，他也要捉摸思忖能带来潜在收益的对策：他露富，因为他觉得你是银行的，希望得贷款；他喊穷，因为他觉得你是扶贫办的，希望得到救济。与你的问题同步，农民也有一个无形问卷在其心中不断地划勾划叉，农民也在用自己生活积累的全部关系模式在试图格式化你，也在不断地筛选判断和分析，比较其意义和潜在可能提供的机会。

　　这里要特别强调访谈的意义。现在调查任务很多，很多人经常使用调查问卷，而对于调查者的素质和工作态度注意不够，我感觉在问卷设计完成之后，调查员的素质和工作态度就成为调查资料成败的关键。理论的任务并不只是在于完成问卷设计，而且要贯穿调查的全过程。调查员对于问题的把握和相关提问项的设计和现场布置能力对于完成调查问卷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调查员的智力不能低与被调查农民的智力水平。我在河北农村调查时请农民根据给定的选择项评价怎样看待“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典型的就是一位农民（前小队会计）的反应，他并不立即回答，而是眯着眼等着调查者（我）的后续话语，他认为调查者并没有将话讲完。用学术语言表述就是问卷并没有封闭所有可能的选择项。他认为对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问题由于没有设计情境因而无法进行价值判断，因为这是半句话，并不完整。他认为在这一问项之后应该具有三种可能才构成完整的表述。表述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另一部分人后富起来”，这是老百姓认同的，但是仅仅到此还不够，还要说明另一部分人后富起来的理论推论条件和社会现实条件是什么；表述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另一部分人富不起来”，这样的表述在逻辑上可能，在现实中有例子，老百姓对此就有看法了；最要命的是表述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另一部分人先穷下去”，这种情况有逻辑可能也有现实例子，老百姓就反对了。这位农民认为，在不分清三种可能的情况下汇总统计分析多少农民赞成或者反对此问项“纯属瞎掰扯”，并补充说“群众关心的是要求说清楚，现在的政策让什么样的人先穷下去[28]。根据调查人员对大样本户问卷的深入分析，这里的穷除有以往理解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含义外，还有另外两重含义：一是收入相对速度下降，二是收入质量低劣，即收入水平不稳定。这种情况不仅通过户问卷反映出来，而且通过农民在选举中的参与行为表现出来。1996年底我在山西农村调查时，农民在村委会选举现场公开说，“我们来（参加选举）已经不是为了选好的（我们信任的人），而是防止选上最坏的（能糟踏集体土地和财产的人）”。农民对村干部的意义和价值判断的主要标准是干部能否给农民带来明显的经济收益，由此决定了农民的投票倾向。

　　总的来说，现在分析农村村落权力常用的社会学理论分析模式是什么？

　　其实就是学者研究现代非极权国家，国家机关组织民间利益，动员与控制市民社会的四种模式：多元主义(pluralism)、统合主义(corporatism)、依持主义(clientelism)、民粹主义(populism)。进一步的研究就是从动员能力、统治精英所受到的非统治精英的压力、以及中介精英的存在三个维度，来比较上述四种动员与控制的模式。具体的理论综合介绍可以参见陈明通博士的专著：《派系政治与台湾政治变迁》。从历史文化角度看，黄宗智的研究也对权力构造具有发生学的描述。我的基本观点：现在中国农村公共权力构造适用有条件的广义交换理论。其理论根据是：在市场经济社会，公共权力构造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这是基础，是现代社会的根本标志；二是通过合作分工在市场环境下获取比个人工作更大的利益，这里的合作已经包含了广义交换的概念。这样的权力构造才能激发个人和法人行动者的内在动力，这样的权力生成才能构造市场经济社会中允满活力与勃勃生机的细胞。权力当然意味着某种强制，但这种权力强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也要以广义交换为基本条件，或者说叫作可持续性条件。即使是主仆关系，在市场经济中也体现如下逻辑：你要我对你依附，你必须有能力对我提供庇护；如果你没有能力对我提供庇护，我没有必要对你依附。当然这样的表述只是核心内容的导语性质的简介，完整的论证就是论文的工作而不是你我现在这样交谈的任务了。

　　权力建构受广义交换理论支配，广义交换规则又受到现在农村农民正在分化和分层的深刻影响。在农民的意识中，已经形成了对村内群体按照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社会威望的综合水平进行排序的认识，虽然明确地能够表述的人不多，但是调查者转述类似表述时能够得到大多数村民的认同。如我们调查的一个村的村民对社会分层进行的排序顺序为：第一等级：村中的领导核心，即村党支部的9名支部委员。第二等级：村办企业的厂长经理。第三等级：私营企业老板和个体户。第四等级：村内负责红白事的理事“落忙头”、有的地区称“知客”[29]，这类人能够游弋于村内各类群体之间，在事件和对话时有资格跨越层序等级和各个层次发生联系，在村落传统的农民内生性日常生活事件中充当主角，为解决村落内部的个人矛盾和层级间的群体冲突提供妥协和润滑的机会并进行试探，他们是乡村社会群体内部认同、网络的粘结人物。第五等级：家住本村在外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技术人员、在外乡镇任职的副书记、副乡镇长；在县直机关任职的副科级干部。第六等级：村内有大中型拖拉机、有大车的农户。第七等级：现在的村民小组组长，相当于人民公社体制时的生产队长，由于村内的职业分化，村民小组的表演机会并不多，主要功能体现在农作物生长需要浇地时管理机井，确定农户浇地的先后顺序，看管电泵，故村民又称之为“井长”[30]；他们自己往往有身分荣誉感，但农民并不十分当回事儿。第八等级：是农村中劳动投入时间和收入结构以农业为主，家庭条件较好的农户。第九等级：也是农村中劳动投入时间和收入结构以农业为主，但由于欠债、治病等原因家庭支出巨大，或者由于缺乏农业生产经营素质，产品难以适应市场的农民[31]。村中经济收入水平最高的农民户收入已经超过百万元，但是也有的农户家庭生活日渐艰难，1996年将牛卖了，拖拉机卖了，收入结构已经受到了限制[32]。

　　农民现在的收入分化中资本的贡献份额明显增加。在现阶段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资本包括三种类型：即经济资本，权力资本，社会资本。由此证明，农民收入提高不仅是生产能力的函数，而且以货币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为条件。在以村落为边界定义农民的收入分化时，职业的解释力在下降[3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逐利动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转型时期的特点又使三种资本存在着相互替代。经济资本主要体现在一部分先富起来的私营企业主；主要体现在建筑和机械加工工业以及特殊矿产资源企业；在比较封闭的地区，主要是由当地级差地租决定的第三产业，如在山东经济欠发达地区主要是餐饮业等[34]。权力资本主要是依据农村体制性权力（如党支部）和内生性权力（如村委会）对农村社会公共品的支配和积累。这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基础，在此过程中农村干部的影响力明显增强，农村干部是否会利用这种优势地位造成集体资产向干部个人流失成为农民非常关心的问题。这也反映在我们对15个村的农户户卷汇总分析上，在“日常生活”状态进行的调查中，多数农民对调查员表示几乎没有参加过村里的村民代表会议，也没有看见过村财务上墙。但是在“事件”状态即村委会换届选举时，农民对村里的各项支出的群体记忆讲起来是历历在目，表述清晰得令外人吃惊。这也许反映了农民对村委会活动的频率和内容不满意，村民在回答问卷时更注重反映他们的情绪，而不是反映实际。

　　我讲这么多的目的是要说明：一个公章和一个职级称号只是权力的外在象征，权力的实质而是生活体系中由重要资源拥有量及支配规则所定义的位置，这就是实力，这个位置和生活的全部意义发生关联。正如货币只是财富的外在符号，但以为印钞票等于增加财富就荒谬了。

　　农村村落权力与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农民的经济理性在村落权力建设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反映了农民的素质在提高。

　　确实是这样。经济能力在决定村落内部农民之间的家庭地位和行动能力及社会影响力方面有重要作用。但是即使在相同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条件下，农户的经济支配能力和影响能力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主要表现是不同行业的就业收入结构对农民收入质量有重大影响。这是激励农民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位农民以自己在北京卖菜、妻子在家务农的收入体会为例，比较了“纯农业”和“打工”两种收入结构的质量差异：设两农民年收入都是2000元，其中农民甲是纯农户，纯粹依赖农业收入，生产1250公斤小麦折算收入2000元；农民乙是第二兼业户，生产125公斤小麦收入200元，打工6个月收入1800元，总计也是2000元。他论证了甲、乙的收入是有差别的：其一，乙虽然人均年收入与甲的折算水平相等，但由于劳务工资按月稳定发放，可以适时地支持家庭和个人消费需求，而纯农户农业收入在性质上是“产值收入”，由于农产品卖难往往使农民甲的可支配现金收入（可以定义为农民的生活费收入）低于统计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可以定义为农民的产值收入）。其二，即使假设甲、乙各自收入能够全部兑现，由于两种收入结构存在兑付的时间差、次数差，纯农户收入在时间上是“年终收入”，甲与乙相比甲还是损失了利息收入[35]。因此，在研究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时，不能仅注意农民人均收入的数量比较而忽视其结构分析。其实农民在考察自己与村落权力关系时，你也会发现农民进行类似计算的经济理性。

　　我的基本观点是，在深入农村的调查中，需要通过倾听农民了解表述的真实，需要通过观察农民获得行动的真实，需要通过体验农民把握意义的真实。这对调查设计、调查过程、调查工具、调查者的理论素质和工作态度都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这种时代要求为社会学参与农村发展与农民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接口。 　　你参加过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全过程，你的“在场感”是什么？

　　在四个村的换届选举中，能够时时感受到群众对选举的积极参与与认真关心程度，反映出村委会换届选举已经深入人心。在观察和了解选举情况时，农民的反映、评价和判断深刻震撼着观察员。在选举现场，一位村民（女，73岁）指着主席台上主持会议的前任村干部感慨地说：“刚选的时候都是好人啊！干着干着就变质了”。这是日常话语，但此时就具有了结构化特征，当时确实使我感到震撼。

　　从村里农民评价角度看，没有选出当选人的选举也是成功的。只要选举符合程序，准确反映了绝大多数村民的意志，农民感到满意。农民评价角度和现在有些领导评价角度的重要不同在于，农民并不是将村委会选举看作一个孤立事件，而是将村委会换届选举的价值和意义放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背景下评价。农民评价的角度不是孤立片面地对选举就事论事，而是从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整体来看问题。两种评价角度的根本区别在于，有的领导只是要求选举的合法化形式，农民梦寐以求的则是获得制度安排赋予农民的民主自治权利这一实质。农民具有经济理性，也追求选举的投入产出效率，但是农民参与选举和评价选举从来都不是从纯粹投入产出的经济效率角度来看问题，而是将其是否能够准确反映村民的意志、能否准确表现村民的价值判断作为评价选举效果的首要标准。换言之，农民的经济理性有更广阔的定义域，包括了对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的精确计算。通过选举没有当选人，不能说明农民不重视选举，也不能说明民政部门工作失误，只能说明农村中原有的问题没有解决，农民对选举的一些程序不满意、有看法。各级民政部门负责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同志、各级政府职员、各位参加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工作人员，有责任深入了解和理解农民关注选举和参与选举村委会的这一特定角度，然后才有可能不仅是观察而且能够体验农民的动机和行为。从观察员在选举现场了解情况看，农民对选举结果在预料之中，对选举程序的严格性和对他们选举活动的尊重表示满意。

　　农民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的态度，反映着农民对农户与政府关系、农村公共资源保护和使用公正性、农村生产要素合理优化配置、农村精英在村落社会中的位置等社会结构要素的认识程度，这些社会资源对于农民生存与发展而言具有与空气、水源、土地等自然资源同等重要性。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就一场选举看，没有确定村委会当选人的选举对于乡镇政府和农民围绕选举在人力物力财力精力方面的巨大投入是不经济的；但是就现在农村农民反映问题的经济和社会成本看，在目前农民与国家各种可以利用的沟通形式中，只有村委会换届选举在时间、空间和内容上受到农民和政府的双重重视，也是农民表达自己意志的各种可行的手段中最直接、成本最小、效率最高的手段，这一手段受到制度安排的规范和保护。现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不仅承担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功能，而且承担了表达民意的有效渠道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村农民由于对原村干部基础比较满意，部分群众的表现反而是对选举不太重视，如一部分村民急于投票后去参加村内一户人家的婚礼。对此可以考虑归纳为如下命题：即在下列条件下，农民对村委会选举的形式不予以足够重视，⑴在群众对选举意义和程序了解不够，即在信息不完备条件下，村民不重视选举；⑵在群众关于选举的意义和程序信息了解相对完备，但是由于操作程序不合法或者仅仅是形式化走过场，村民不重视选举；⑶在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的村，越是群众放心的村干部，越是群众满意的村委会，农民就可能会在形式上相对不重视村委会换届选举，村民反而对选举并不太付出太大的精力。这正反映出农民评价村委会选举投入产出效率的经济理性，在产出既定时，农民开始节约投入了。这也说明，农民在村委会选举中的行为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而是具有结构化特征的个人行为。第一、第二因素是负面因素，第三因素是正面因素。

　　有的问题理论论证很复杂，农民干起来则很简单。如选举中的秘密划票间。理论要求是：有利于农民秘密投票，有利于村民监督。四县都设立了秘密划票间。A县是利用村部进行投票选举，秘密投票间是窑洞。群众对选举表现出明显的关注，窑洞门口围观者众，加上在选举前几日村内已经有请客等拉选票行为，有的人急于了解别人的填票情况，扒窗户，在门口探头探脑，使维持秩序的民警颇感吃力。相比之下，B县和C县的秘密划票间的设置简便实用，即在村办学校操场的开阔地带，用四根木棍绕课桌桌面搭置成三面遮挡的秘密划票间，遮挡物为红布（B县）、瓦楞纸板（C县）。划票间之间间隔为2米，距投票箱距离为3米。这样有利于投票人秘密填写，视野开阔也有利于监督。桌子下面如果有四条人腿则表明投票间有两个人，会引起群众警觉并监督其是否是代写员。这样有利于维持秩序，也有利于群众监督。

　　你的研究最终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宏观管理方面往往强调加强体制性权力建设即农村党支部建设，农户则行使民主权利积极参加村委会选举，加强村落内生性权力建设。这两种倾向受到不同的动力驱使。说明将农村基层组织中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党支部和村委会关系的矛盾仅归因于村干部个人品质至少是片面的。可以对村级组织构造一个理想化的封闭分析模型，即使假设：(1)制度规范是适用的和完善的；

　　(2)农村党支部、村委会领导成员的个人品质是无可挑剔的；(3)村干部忠于职守的精神为极大值，执行政策的变通能力为零值；(4)上级领导、村干部、村民的价值标准和制度倡导的社会主流价值标准完全一致；

　　完全满足上述四个假设，仅从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组织建构和运行机制看， 上述判断所揭示的矛盾依然存在。

　　协调上述矛盾，仅在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两种组织类型的“乡－村－户”功能空间中上下求索难以找到出路。协调的关键在于将体制性权力与内生性权力有机结合起来。分析有威信和有凝聚力的农村党支部，可以发现其不仅具有体制性组织权力特征，而且实际上也具有村落内生性权力的功能特征，表现就是能够反映和代表农民群众的利益和呼声。而有威信的村委会负责人也往往具有体制性组织权力特点。在中国现阶段农村村级组织权力建设中，以体制规范为方向，使体制性组织权力不是嵌入而是内化进入农村社会结构内部，使体制性权力和村落内生性权力有机地相互结合，而不是仅仅从形式上去讨论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中心和核心地位。

　　村级组织凝聚力和该组织对农民生产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贡献份额和贡献方式有关。这里发展是广义的，不仅包括经济利益，而且包括农民对生活质量的满意程度。村级组织对村民的凝聚力包括：(1)

　　 在农民人均收入中集体经济分配的贡献份额；(2)农户生产经营对农村社会化服务的依赖程度；(3) 社区公益事业和公共服务所代表的农村生活质量；(4)　

　　农户生产要素分配和生产竞争中的社会公平感；(5)村民对村务的参与意识和知情程度；(6)农村经济地理区位所带来的级差收益。村级组织凝聚力和上述六条标准存在着多维的促进和制约关系，村级组织凝聚力的类型又可以解释农村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协调发展。村级组织类型的生成固然需要体制背景，但是由于这两类组织运作在起点上和农民、农户、村落的利益一致，在终点上和社会利益一致，因此，以村落为边界，组织类型的形式可以是引进的，动力则是内生的，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也为农村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能力。

　　变嵌入为内化的理论认识对于现阶段协调农村村级组织体系的关系具有重要实践意义。村级组织的制度化、规范化管理是当前农村发展的重中之重，要防止在农村基层党支部或村级党委产生天津大邱庄禹作敏式的“庄园主”和书本平陆裴安军式的“村霸”，要选拔能人进入村级组织领导位置，就不能在理论和实践上将农村党支部建设和村委会建设对立起来，即使在逻辑上存在着可能的对立也要在现实社会条件下发现二者的有效结合点。内化就是一个良好的结合点。在农村党支部建设中，党组织建设不能脱离群众路线；在村委会村民自治制度建设中，民主自治不是放任自流。协调好村级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是村级组织建设的难点和重点，也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

　　原文载韩明谟等著：《中国社会与现代化》，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出版.补入了发表时被修改的部分内容.

注释：
[1] 见邱泽奇对近年来关于农民观念研究成果的总结分析，《中国社会学年鉴(1989-1993)》，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64-67页。《中国社会学年鉴(1992-1995)》，1996年出版，第79-87页。
[2] (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杜赞奇：《文化、国家与权力》，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3]“上面”有两重含义：一是经济地理中的城乡连续谱系的“中心－边缘”概念；二是职业分工中的非农业和农业的职业声望等级概念，
[4] 包亚明译: 《布尔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36页。
[5] 朱德新：1994年，《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导论，第1-2页。
[6] “文本规则”和“生活规则”是我使用的分析概念，文本规则对应于大传统，生活规则对应于小传统，也可以说是福柯所讲的地方性知识。小传统或者地方性知识能够延续的工具是：历时性的共识，有感情色彩的记忆，叙事。生活规则是农村中个人记忆的综合。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50页。
[8] 陈之迈：《中国政府》， 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9]所谓“民粹主义”是指没有经过组织化，而以政治运动直接向都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农民群众寻求政治支持，或以反对现存体制意识形态，寻求非劳工部门支持的动员方式。民粹主义通过无组织化的行动来达到集体利益，具有反体制的意识形态特征。见 Di Tellia, T.S. 1965, “Populism and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In Clapham ed. Private Patronage and Public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47-74.

[10] 村社定义见“我国村社经济市场化”, 经济日报, 1997年4月11日。
[11] (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2-3页。
[12] 项飚：1996年6月,“流动,传统网络市场化和’非国家空间’的形成――一个中国流动人口集聚区的历史”，农村劳动力流动国际研讨会论文(打印稿)。
[13]　报刊文摘，1996年11月21日，第1版。
[14]　报刊文摘，1996年11月28日，第2版。
[15] 村民制定本村“村委会选举办法”(成文条例)时的讨论已经深入细致到这样的程度：以投票时对村委会三职成员候选人“同意划圈，不同意划叉，弃权不划”的规定为例。其一，A县农民要求明确“不划的弃权是指票弃权还是指人弃权”。其二，B县农民问“划半个圈算什么”，最后讨论确定划半个圈按弃权计算。选举投票技术上的精细程度反映着农民的重视程度。引自樊平对A省试点村村委会换届选举的现场观察记录（1996年11月19日至28日）。
[16] Giddens, Anthony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22-29. And　Bourdieu, Pierre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London: Cambrudge University Press. Pp 82-84.
[17] Ritzer, Geoige 1992, Sociological Theory, McGRAW-HILL INC.　Pp671. 苏国勋: 1996年, 《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十卷：社会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第15页。
[18]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著，《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19]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合同管理、依法减负”,见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1998年3月20日《新闻调查》。
[20] 秦晖、苏文：1996年，《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第二至第四章。
[21] 邓正来， “国家与社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5月号，第171-188页。
[22] 本项研究的方法设计受到布尔迪厄(Bourdieu, P.)反思社会学的启发。他要求对知识分子和社会学的对象化“关注”方式进行分析，对于方法本身的批判就是清醒意识到根植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哈贝马斯在分析研究旨趣时也指出代表从虚妄意识形态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批判知识对认识工具本身的批判是绝对必要的。
[23] 转引自彭兆荣：“民族认同的语境迁与多极化发展”，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第27页。
[24] 在社会情境设定上区别“日常生活”与“事件”在理论上受到舒茨及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理论“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启发，在分析上受到黄仁宇的启发，“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的事件的征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因果关系，恰为历史的重点”。引自黄著《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第1版，第1页。
[25] 程志民: “霍克海默”, 见苏国勋主编，1996年，《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十卷：社会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第168页。
[26] 卢政春; “卢曼”, 见苏国勋主编，1996年，《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十卷：社会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第492页。
[27] 黄平: “吉登斯”, 见苏国勋主编: 《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十卷 当代社会哲学》,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第523页。
[28]　引自樊平在河北的入村访谈记录（1996年10月28日）, 采访对象:男，62岁，原生产小队长。
[29] 当地农村对村内红白事牵头人的称呼，一般是50岁左右的男子。
[30]　(美)杜赞奇在《文化、国家与权力》中分析农村的权力结构时已经注意到水利灌溉设施对农户整合的影响。
[31] 引自樊平、龚维斌、陈光金的驻村入户访谈记录（1996年11月5日）, 采访对象: 男，41岁，村办企业厂长。值得注意的是村民“自述”性分层和学者对农民分层研究的异同，后者见陆学艺：“重新认识农民问题”，载于《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6期；关于农民分层的标准，“自述”一是强调农民分层标准的综合性，蕴含了经济资本、权力资本、文化资本在村落社会运行中的互补及替代弹性等特殊规则，在传统村落社会分层中具于重要地位的“威望”的解释力现在明显下降。二是对于层序的确定亦具特色，此村民特别强调了村落内部村民层序的刚性；访谈中调查员就第四、第五等级的相互位序提出质疑，村民认为勿容质疑，村落意识形态无论在传统还是是现代意义上都要求第五等级对第四等级表示出相当的尊重。看来需要以深入的学理分析解读村民的“自述性”社会分层。村民“自述”的分层标准也超出了学者对农民分层结构演化四个类型（同时也是从欠发达到发达依次递进的四个发展阶段）的概括，相应文献见陆学艺、张厚义、张其仔：《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35页。

[32]　引自樊平访谈记录(1996年10月31日)。采访对象：男，31岁，纯农户。
[33] 其表现就是在1996年的农户调查中农民很难笼统地讲农村中从事哪个职业收入最高。
[34]　引自钱益兵对山东陵县四个乡镇的调查。
[35]　引自樊平访谈记录(1996年10月28日)。这里已经由访谈的日常话语转换为叙述文本(在没有意义缺失条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