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及其发展迟缓原因
本文仅从宏观角度对清代前期的农业和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水平,及其发展迟缓的原因作一些探索,以期引起史学界进一步的研讨。
清代前期,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经济出现了许多与以往所不同的新趋势和新变化。对于这些新趋势和新变化的程度和性质如何估计,是我们要探索的第一个问题。
清代前期农产品的商品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清代前期,城市手工业的发展,要求农村提供大量的原料。江南地区是我国丝织业和棉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对棉花和蚕丝需求量很大,这就刺激了农民植棉和种桑的积极性。农民种植棉花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一家一户自给的需要,而是为了市场需要而生产。松江府属太仓州等地历来是水稻产区,但由于“种花费力少而获利多,种稻工本重而获利轻”1,于是种花者达十之七八。奉贤、上海、南汇、崇明、嘉定、镇洋、宝山等地也大都以一半以至十之七八的土地种棉花。农户大量地种植棉花,目的是为了出售。无锡北门外就有人以数百金开棉花庄,从分散农户手中收购棉花,然后远销于棉纺织业城市。河南是我国北方的重要产棉区, 但“豫省民家有杼者,百不得一”。当地出产的大批棉花均由“商贾贩于江南”2。江南地区是蚕丝的主要产地,浙江有“蚕桑之利甲天下”之称。特别是浙东嘉兴、杭州一带其俗善蚕,地皆植桑”。其中桐乡县由于山地和高地较多,大部分的地用以种桑。乾隆时桐乡县“大约良地一亩可得叶千三、四百筋,计一岁垦锄壅培之费多不过三两,利则算常值亦有倍稼焉”3。于是,许多农民以种桑出卖桑叶为主业。清代湖州一带专门设有“青桑叶行”,由经纪人主持进行桑叶交易。清代烟草作为经济作物在我国南北方也较为普遍地种植。乾隆年间,在广西地区,大户人家种植一二万株,小户人家亦种二三 千株。很显然,这样大面积地种植,绝不是单纯只为了自家吸食。山西保德州“凡河边淤土,不以之种禾黍,而悉种烟草”4。肥地不种粮食,而种烟草,显然是由于种烟草比种粮食获利高。当时各地城市都有不少替烟农收购、转售烟草的铺子,如广西的烟草铺子,大市三二十间,中市、小市亦十余间。可见,烟草的商业性生产已具有一定规模。茶叶也是清代南方比较普遍的经济作物,并且也作为商品甚而为出口商品出现于国内外市场。许多农民“赖茶为生”,“种茶为业”。其他诸如甘蔗,也因“蔗利甚厚”,而为江西等地广泛种植。各地城市郊区,还分化出一批专门从事瓜果蔬菜和花卉等园艺业商品生产的农民。据《锡金识小录》记载,当时无锡郊区的农民有不少人“不植五谷而植园蔬”,“冬菜一熟,可抵禾稼秋收之利”。在北京郊区,有些菜农为获高利还经营着备有地窖、火炕设备的菜园,秋冬季节也能供给市场韭黄、胡瓜之类的蔬菜。在广东、福建一带,许多有一定栽培技术的人成年向市场提供各种应时水果和花卉,使城市出现了专门化的果品和花卉市场。有人从其他地方引进优良品种,以提高水果产量,增加花卉品种,增加竞争能力。台湾的水仙花被移种到福建、广东;福建的茉莉花被远销到华北各省。
粮食的商品化在清代前期也有所发展。手工业的发展,促使城市、乡镇非农业人口 激增,这就需要农村提供大量的商品粮,以满足人口的消费需要。另一方面,大量专门种植经济作物和从事园艺业的农户,尽管他们也从事耕作,但同样需要从粮食市场购买维持生活的粮食。至于那些依靠粮食为原料的手工业,如酿酒、制粉等行业更是离不开粮食市场。乾隆年间,仅直隶宣化等十多个县,每县都有100多个酿酒作坊,本大的作坊一年耗粮二三千石,本小的也要二三百石,大量的粮食都需要靠粮食市场来提供。这就必然促进商品性粮食生产和粮食市场的发展。一般农户土地少,很少有粮食供应市场。于是除部分自耕农向市场提供粮食外,粮食市场的粮食主要由“富农”、“大户”和富裕佃户提供。他们耕畜、农具俱全,人手足,土地好,收成也好,除了“高廪盖藏”而外,能有较多的粮食出卖。四川的重庆,湖南的湘潭和衡阳,以及汉口,都是当时着名的粮食集散地。各地的商人从这些城市的粮食市场购买米谷,贩销全国各地。像清代以前一直是着名粮食产区的江浙一带,由于大量种植经济作物,也成为缺粮地区,不得不依靠江西和湖广市场来提供粮食。是时,农业生产已经不是按照自给自足的原则来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了,而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来调节。市场需要量大,利润高,土地、资金和劳力就会随之集中。经济作物区扩大的直接后果,一方面减小了粮田面积,而另一方面又大大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商品化。
在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农民直接受市场的支配,对市场的依赖性很大,他们贫富的命运与市场紧紧联系在一起。于是,在农村劳动农民内部发生了竞争和贫富分化。少数人日益富裕,成为“大家”、“富农”,多数人贫困破产而成为各种形式的雇工。那些土地较好,耕牛农具俱全,生产技术较高,劳动力强的农户日益富裕,资金越来越雄厚,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而另一部分农民,因为种种原因,在市场上失去竞争能力,越来越贫困化,加上高利贷的盘剥,以至丧失了仅有的一小块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那些贫困潦倒的农民或成为无业流民,或流往城市,或为他人佣工。总之,贫富两极分化已十分明显。江南历来是比较富庶的地区,但由于手工业的发展,商品经济对农村的冲击,从事商业性农业生产的农民迅速发生了分化。江南植桑养蚕的农户很多,对于他们来说,桑叶的贵贱,直接影响他们的收益,特别是对那些只养蚕不植桑的农民,更是如此。当时浙江湖州、南浔一带蚕农,不少人是靠买桑叶养蚕(俗名看空头)的。碰上桑叶上市少的年头,一些商人乘机囤积桑叶,以抬高叶价,牟取暴利。于是蚕农就不得不借高利贷购买桑叶,结果债台高筑,最后蚕丝卖尽仍不抵债,只好卖房卖地还债,倾家荡产,变为农村中的无产者。但也有些农民却因桑叶涨价而发了大财。如康熙年间,浙江桐乡县官庄地方有个曹升,植了大片桑树,并养了30筐蚕,当年叶价暴涨,曹升见桑叶利大,就将蚕倒入河中,专卖桑叶而发了财成了富户。另外,自然灾害也会把农民推向贫困的深渊。乾隆末年河南省由于自然灾害“连岁不登,凡有恒产之家,往往变卖煳口。近更有于青黄不接之时,将转瞬成熟麦地贱价准卖。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放利债,借此准折地亩。贫民已经失业,虽遇丰稔之年,亦无凭借”5。自然灾害加上高利贷,使农民失去了仅有的一点生产资料——土地,成为“无凭借”贫民。而另一方面那些“富户”也因为举放高利贷得到大量的土地。结果富者越来越富,贫者越来越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