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研究综述(2)

　夏东元的《辛亥革命前后的郑观应》，[28]深入剖析郑观应在辛亥革命前后思想上的矛盾发展。作者指出，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兴起以后，郑观应的思想核心虽然是富强救国，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但在政治上的君主立宪主张，则是与时代不相适应甚至是背道而驰的。他镇压会党起义；积极拥护清政府的假立宪，极力反对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沦为政治上的落伍者。但是，作者又认为，由于郑观应一生是坚定的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致中国于富强之境为出发点的爱国主义者，因此，他在政治上落伍的同时，经济主张上仍有积极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赎回粤汉路权和商办集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在政治上也有可取之处，表现在民国初年对共和制的赞同和对北洋军阀专制独裁极端仇恨的态度。
　　　　五、郑观应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活动
　　作为近代杰出的维新思想家和实业家，郑观应的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与实业、经济密切相关，其理论中涉及经济的成份最多。特别是他提出的“商战论”，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更占有重要的位置。因此，在郑观应研究中，有关其经济思想和经济活动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郑观应综合研究的文章里，已有专节对其经济思想进行研究。而对郑观应经济思想为题的专文，较早的则是1980年史全生发表的《论郑观应的经济思想》，[29]作者指出，两次鸦片战争以后，郑观应及时地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主张，以资本主义挽救国家的危亡，初步提出救国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两大基本任务，切中时弊，适应当时中国的客观要求，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他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比他的先驱者们更前进了一步。特别是他的“商战”口号喊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心声。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郑观应提出了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促进生产，充分发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桥梁作用等一系列经济理论，基本上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一定的科学因素。1981年，汤照连发表《郑观应学习西方发展民族经济的思想》[30]指出，郑观应是近代经济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进步思想家。他相当完整地提出了学习西方，建立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改革方案；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抨击李鸿章等洋务官僚在洋务运动中实行官督商办，压制和排挤民族工商业的行径，主张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有利于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措施；要求以商业为中心全面发展国民经济，并对商、工、农等各经济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初步论证。其见解和主张，可以说是对19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代表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所作的全面总结，并为稍后戊戌变法运动中维新派的经济纲领奠定基础。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
　　对郑观应“商战论”的研究，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1984年，常汝琪的《郑观应的商战论》[31]指出，郑观应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就是提出了“商战论”。其“商战论”有下列几个特点：主张跟外国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针锋相对的商业竞争，抵制外国侵略；强调“以商立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提倡西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商战论”的进步意义体现在：它始终贯穿着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而主张富强救国这一爱国主义思想主张；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商品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以后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奠定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且影响过以后许多杰出的爱国者和革命者。同年，郑学益的《郑观应的商战论》[32]也认为，为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郑观应不但提出加强国防力量，以“兵战”防御外国的军事侵略的主张，而且还要求大力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以增加“商战”能力，有效抵抗外国的经济侵略，并且强调要把“商战”放在首位。郑观应的“商战论”并不局限于单纯的狭义的商业范围中同资本主义列强进行斗争，而是要求以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为中心，在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为扫除“商战”的障碍，郑观应的“商战论”把限制和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洋务派官僚垄断政策作为商战的首要前提。1992年，王相钦发表《中国近代重商思想的杰出代表——郑观应》，[33]在分析、介绍郑观应重商思想的形成、发展、特点、内容的基础上指出，郑观应的重商思想，突破了中国几千年来重本抑末，重农轻商传统经济思想的束缚，对中国近代商业思想政策的转变和自然经济分解，商品经济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在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他最先明确提出了商战思想，以辨证的关系论述商战与兵战之间的关系，这种抑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商战思想，适应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步潮流，不但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要求，而且也符合当时中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共同愿望。从而，也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94年，程连升的《郑观应“商战”思想新论》[34]则强调，郑观应“商战”思想是一个旨在采用资本主义方式全面发展国民经济的纲领，其中心含意是通过增强中国近代实业及其市场竞争力来战胜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用富强救国代替单纯的兵船救国，而绝非纯粹的重商主义或贸易立国论。2001年，汤照连的《郑观应：近代“商战论”的代表者》通过对中国近代“重商”思潮发展演变的考察、分析以及郑观应“商战论”的主要内容的系统介绍，指出薛福成、马建忠的“重商”观点，特别是王韬的“兵力商力并用论”，是郑观应“商战论”的先行思想材料。郑观应的贡献是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商战论”这一新概念、新思想，而且作了较充分的论证。他既做到兼容，又做到创新，难能可贵。

　　此外，关于郑观应经济思想中的官督商办观、市场观和时代特点等，也是不少学者颇感兴趣的课题，1984年，徐元基发表的《从〈商务叹〉看郑观应对官督商办的态度》[36]，通过对《商务叹》不同版本的异同和郑观应从事官督商办企业经营活动的深入细致的分析，指出1900年以前，郑观应基本上是赞成官督商办的，并始终为官督商办企业尽心效力，仅对官督商办制度的弊病作了一定程度的批评；而1900年以后，开平、电报、招商三局相继发生一系列重大变更，郑观应也蒙受打击，于是他先后指责“官夺商权”、“官督商办势如虎”，表示了极度的愤慨。而《商务叹》抨击的具体对象，系指袁世凯及其亲信杨士骧、邮传部以及张翼等人。郑观应并没有停留于就事论事，而是提高到对官督商办制度的批判，并进一步提出了对封建专制政体的指控。1995年，李坚的《郑观应的市场观》[37]认为，郑观应建立在商战理论之上的市场观是以正视中国历史进程发生巨变的“变局观”为出发点，反映了他为使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国内、国际市场拥有一席之地所做出的积极探索和认真思考，为近代中国参与国际社会，加入市场竞争奠定了思想基础。1996年刘仁坤发表的《略论郑观应的市场经济意识》[38]认为，郑观应破除传统观念，提出了“国以商为本”的思想主张，进而提出了建立上至“商部大臣”，下到各级“董事”的完全独立于政治体系之外的自成体系的商务管理体制，并就改进股份制、市场竞争、市场营销提出具体的新设想，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增添新的内容。1999年，杨华山的《论中国近代早期经济思想的时代特点——郑观应个案研究》，[39]指出郑观应的经济思想，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个性特征。第一，政治功利。郑观应身为近代企业家，他经营企业的主要目的不是谋求个人经济利益，而是将振兴工商、富强国家以与世界各国争强竞胜置诸首位。第二，借鉴创新。中国早期的现代化是对列强的学习和模仿，郑观应的经济思想始终结合中国实情，择取各国优势，有针对性的引进创新，甲午战后则更注意对日本经验的吸纳；同时他又以弱小国家的反面教训为中国的镜戒。郑观应经济思想的特点反映了近代早期中国社会的过渡特质。2000年，杨华山又发表《郑观应近代经济思想的时代特点探论》，[40]认为郑观应的近代经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先进文化和思想的引进，西方经济思想和经济方式与中国古代的经济、理财思想是郑观应形成近代经济思想的两个重要出发点，郑观应的经济思想正是中西圆融的结晶。2001年，张泽洪发表的《买办郑观应的爱国意识和民族资本家的本质》，[41]则从买办的角度切入，通过对郑观应长达20年的买办生涯的考察，指出郑观应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其买办生涯一直是积极向上和进步的；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化前驱之一，他“集投资者与管理者于一身”，推动步履维艰的中国近代化迈出了不可或缺的一步。
　　对于郑观应的经济活动，也有不少学者撰文研究。杨华山的《郑观应与汉阳铁厂》、[42]颜廷亮、赵淑妍的《黄世仲和一九○六年的反郑风潮》、[43]黄逸平的《郑观应与中国棉纺织业近代化》、[44]戴鞍钢的《郑观应与晚清漕运改革》、[45]顾柏荣的《郑观应与上海机器织布局》[46]等，对了解郑观应的实业实践，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帮助。
　　　　六、郑观应的哲学思想
　　1986年，朱光甫发表的《郑观应哲学思想简论》，[47]较早对郑观应的哲学思想进行专门的论述。作者指出《道器》、《〈盛世危言〉自序》等篇，是郑观应哲学思想的代表作。郑观应通过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管理科学的吸收，从事借用中国某些传统形式来变革中国传统哲学尝试，因而使自己的世界观具有若干近代哲学的特征，为中国哲学史增添新内容。在本体论方面，郑观应首先提出带有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色彩的“道”范畴，并把“道”归结为物质性实体，从而闪烁着机械唯物主义的光芒。同时他又把伦理道德规范的“中”作了非科学的抽象，并把这个抽象化了的“中”也规定为“道”的内涵，因而其哲学变革还深受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的束缚。在认识论方面，郑观应对我国传统的名实关系、知行关系等理论，赋予了西学的内容，主张学以致用，行而后知。在发展观方面，郑观应提出了具有新学内容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常与变等问题。他从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出发，认为人既能改造自然，也可仿行西法，从事于对社会的改造。在常与变问题上，郑观应提出“以西学化为中学”的命题，在发展观上具有着质变的意义，但是，郑观应最终还是肯定了“器可变，道不变”，从而在方法论上陷入形而上学。总之，郑观应的发展观是一种承认渐变乃至承认突变，而又歪曲突变的渐变论。这是资产阶级既要求改造封建生产关系，而又妥协于封建等级制的形而上学的一种特殊形态。它反映了中国近代哲学在机械唯物论的倾向中，包含有联系、发展的思想特点。作者认为，就哲学史而论，郑观应哲学是中国资产阶级哲学发展圆圈的开端，在中国近代哲学中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并对后来的严复、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产生直接的影响。

　　1992年，方志钦发表的《郑观应〈道器〉平议》，[48]则认为郑观应以《道器》作为其代表作《盛世危言》一书的首篇，实为点缀门面以防御顽固分子攻击之作；《道器》篇虽然反映了郑观应世界观中保守的一面，但与其诸种改革主张并无直接联系。作者指出郑观应不是卫道者而是改革者，郑观应主张国家富强之本，在开议院，中国应仿效英、德两国议院之制，实行君主立宪，其余各种兴革都不过是末。作者认为不应把郑观应的哲学观点与政治观点混为一谈，指出郑观应的世界观非常复杂，并从思想来源、哲理、践履等方面分析造成郑氏世界观与社会政治观自相矛盾的原因。作者强调郑观应服膺“道不可变，器可变”的传统观点，写了区区一篇《道器》，不过重复前人学说，并无创造发明，实为表达之作而已，对《盛世危言》全书主旨无实质性影响。不管郑观应认为书中提供变的是“道”还是“器”，总之是希望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国家，这才是变的实质。
　　　　七、郑观应的文学思想
　　尽管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曹思彬就已发表《郑观应的反美诗歌》，[49]对郑观应的诗歌进行初步的介绍，但直至80年代之前，人们对郑观应的研究基本停留在政治、经济诸方面。80年代之后，研究的触角开始深入到郑观应的散文、诗歌领域，在诸多有关中国近代文学史的著作中，对郑观应的散文成就和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曹思彬的《爱国诗人——郑观应》，[50]也较早对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进行初步的探讨。
　　90年代以后，邓景滨先后发表《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观》[51]和《实业诗人第一家——郑观应诗歌研究》，[52]作者先全面阐述了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观，指出郑观应在诗歌与社会关系方面，主张“直记时事”、“寓意规谏”；在诗歌与感情关系方面，主张“吟咏性情”，“畅叙襟期”；在诗歌与形式关系方面，主张“不拘格调”、“不取法古人”；在诗歌与语言关系方面，主张“力扫靡词”、“文字尤贵显浅”。在近代诗歌口语化和白话化的道路上，郑观应确乎比颇负诗名的黄遵宪迈进一大步。其次，对郑观应诗歌的内容进行分析归类，指出其中以实业诗最负盛名，它反映了振兴实业的目的、内容、措施和保障。最后，论述郑观应诗歌的特色和价值，指出郑观应诗歌的风格既有慷慨激昂、豪气干云的一面，又有恬淡清和、温醇朴实的一面。其诗具有“不立崖岸，不尚修饰，随事隶词，称情而言”的特点。认为郑观应诗虽以直抒胸臆为主，但亦不乏形象生动、富有诗意的描绘。其诗歌在题材的开拓、触觉的敏锐、思想的深度诸方面，堪称走在同时代诗人的最前列。郑观应诗歌中最具特点、最有价值的是实业诗，其价值在于展现了中国近代创业史筚路蓝缕的艰辛历程，揭示中国近代振兴实业的一系列宝贵经验，开拓了旧体诗题材的新领域。此外，《郑观应诗选》精选了郑观应各类诗歌的代表作，有助于了解郑观应诗歌的概貌。《实业诗人第一家——郑观应诗歌研究》分“图像篇”、“研究篇”、“评议篇”和“资料篇”四部分。其中以“研究篇”和“评议篇”为全书重点，最富学术价值。“研究篇”以《郑观应的文学地位》为开卷，提纲挈领地点出郑观应在散文、诗歌和小说三类文体上的成就，确立其作为文学家的历史地位。接着对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进行全面而深刻的研究，阐述了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观、特色和价值，并且还对郑观应关于澳门和邓世昌的诗作进行论述。“评议篇”则收录10多位学者对《实业诗人第一家》及《郑观应诗选》的评论文章。
　　郑红群的《诗情如杜甫，雅韵若青莲——试论郑观应的诗作》，[53]也对郑观应诗歌丰富的思想内容和鲜明的艺术特色进行论述，指出其诗歌具有革弊自强与忧民自怜的文学精神，慷慨激昂与恬淡清和的文学风格、不事雕琢、质朴无华的语言特色。李文初的《关于郑观应诗歌的评价问题》，[54]则在肯定郑观应诗歌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尤其大量反映工商实业的作品，拓宽了诗歌的表现领域；诗中洋溢着抵御外侮，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的同时，分析了其诗歌在艺术上的缺陷及其原因。
　　此外，还有学者对郑观应的军事、外交、法律、教育、文化、新闻、人才、养生、医学思想等进行专门的探讨，发表了一批有关的论文。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50多年来，有关郑观应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就研究成果的数量而言，据不完全统计，50余年间共发表专著、文集、论文、资料达249篇，可谓硕果累累；就成果的时间分布而言，其中50-60年代为13篇，70-80年代为43篇，90年代以后为193篇，呈不断推进的势头；就涉及的领域而言，包括郑观应的政治、经济、哲学、军事、外交、法律、教育、文学、人才、新闻等诸多方面，可称题材广泛。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资料的搜集、整理，有待完善。郑观应一生勤于思考、勤于著述，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著作、书信、手稿等。夏东元的《郑观应集》，收罗宏富，为目前研究郑观应最有价值的资料集。但该书所不收的《陶斋志果》、《修真四要》、《中外卫生要旨》等著作，在价值和影响上虽不及《盛世危言》等书，但它们对读者全面研究郑观应的思想仍有帮助。此外，散落在各图书馆等机构的郑观应书札，未被《郑观应集》所收者，数量也不少。这些资料对研究郑观应的内心世界无疑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值得认真整理出版。其次，研究领域有待拓宽。郑观应一生交流广泛，其上司、同僚、朋友，对其思想、活动的影响巨大。将郑观应与其交际圈中的重要人物进行比较研究，无疑有助于郑观应研究的深化。此外，除经济思想外，对郑观应的研究在不少方面尚显薄弱，这些均有待广大学者的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