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追寻生命意义的悲剧美学特征
王玉莲:生命意义的追寻葛利高里是个内心世界十分丰富的人,他勤于思考,总是想搞清楚“这是为什么?”,“那是为什么?”,他希望在找到答案的同时能为自己找准一条正确的人生之路。但大多数时候他都是陷入苦苦的思索,茫然不知所措,这导致了他生命的悲剧特质。
对于初次参加战争的葛利高里,战场上对生命的杀戮带给他的是心灵上的巨大震撼,他无法平静地面对战争中的你死我活。战场上的死亡本是家常便饭,但对葛利高里这样一个情感丰富、珍视生命、热爱生命的人来说,虽然历经数年的战争,但他始终做不到冷酷、漠然地面对死亡,哪怕是敌人的死亡也让他内心备感不安。葛利高里最大的悲剧性在于,他内在的真实生命感受无法与历史协调,他无法戴上人生假面具,像间谍那样以双重心态苟活,他只遵从自由心灵的命令。
葛利高里这样在两个阵墚营中摇摆不定,反复无常,但却不令人感到憎恶,更多的赢得了读者的同情与喜爱。主要因为肖洛霍夫深得莎士亚创作的精髓,将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与审美主体的片面性相比照,使葛利高里同样具有主体的单面癖性,揭示其顽固本性使之毁灭的无奈与可笑。如同哈姆雷特满足于延宕思考痛苦中的智慧快感,并始终忠实于这种奇特情欲,葛利高里同样忠实于更奇怪的情欲,心如铁石地追求专政体制下的内在心灵自由和生命的意义。他两次参加红军与来到妻子身边;三次加入叛军与投入情妇怀抱,都不仅是外在环境使然,而且也是主体内心世界发展变化使然。“为了把握生命自由,他遂上升为对自由‘殉道’的彷徨类人物原型而为时代所不容。”
葛利高里在很大程度上想超越和反抗周围的环境,因为这个环境贬低生命的意义,漠视生命的尊严。他不停地追求,但他始终处于一种自我否定之中。他对人的爱与恨,对他所做的事情的憎恶与疑惑,对历史事件的拥护与反抗,回避与投入,一道要求主宰着他的灵魂,揉碎着他的心。一直觉得娜塔莉亚漂亮的他,突然会发现她很丑;他深深地爱着哥哥彼得罗,有时也会对哥哥流露出一种“愤恨的笑容”;革命军指责他有旧军官习气,而叛军却骂他是“红肚子”……他所追求的不是传统的哥萨克的生活,不然他会像伊兹瓦林那样拥护卡列金,走他父亲走过的道路。他追求的也不是时兴的哥萨克的生活,否则他会像他哥哥那样走哥萨克集团死命对抗红军的道路,成为哥萨克军人集团意志的驯服工具。但它也没有超越哥萨克的生活方式,否则,他会在大战前带着情人投奔异乡,而不会在革命年代对红军进军顿河地区感到那么愤愤不平,视之为“侵犯”。这种奇怪的矛盾使他陷入了困境,最终毁灭。
葛利高里作为生命个体,有着美好的个性,他的向往和探索体现了人的价值和意义。但是顿河地区独特的地位和军事生活形成的哥萨克强烈的自我意识、整体感、内聚力、优越感和排外性一直左右着他,使他不可能彻底超越。他在颠沛流离中一直试图将自己融入到时代斗争、人民大众的洪流当中去,但他顽固的个性主义和怀疑一切的立场,使他最终未能实现与人民的结合。他在奋斗与挣扎中最后失败,不仅仅反映出一个个性主义者的生命悲剧,更重要的是反映出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他有着对生命的无限热情和渴望,只是这种渴望无所着落。在经历了人生各种苦难之后,葛利高里将原始的激情消磨殆尽,也没有找到精神的归宿。
对人的关注,对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探索和追寻,是人类认识自我的一个永恒的话题。卡西尔认为“人被宣称为应当不断探究它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审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态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对这种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肖洛霍夫通过对葛利高里命运的展示及其人物对生命意义的考问、探寻,表现出浓烈的生命意识。他对哥萨克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予以张扬、哀悼,他笔下的人物无论被卷进历史的旋涡中,还是在日常的劳作生息中,都在证明着生命存在的意义,展现着哥萨克在动荡年代的历史。葛利高里这一彷徨无奈地追寻生命意义的形象与西方现代派作家笔下孤独异化、缺乏信仰的典型有类同或共鸣,展示着小人物在社会巨大变动前无奈、扭曲的痛苦心态。
参考文献:
[1]张春兴.现代心理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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