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土地资源的短缺,并不是因为人口太多,没有地方可去,而是因为在不断的土地竞争和兼并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小农户被从他们原来的土地上排挤了出去。
总之,人口增长对饥饿和贫困的产生是有影响,但萨尔瓦多的情况说明我们不能将“人太多”看作一切问题的症结。人口增长都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发生的。不同的政治、经济背景影响着人们解决人口和生存问题的方式。因此,决没有理由认为任何国家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人口达到一定数量就必然会发生饥荒和贫困。
发生在萨尔瓦多的情况并不是个特例,而是当今许多不发达国家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人口增长加上土地兼并,不啻雪上加霜。普通农民即使勉强保住自己的农田,也会由于自家人口的增加而导致贫困。由于贫困,他们或者向富人租地,或者把自己的地卖掉换钱糊口,或者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所有这一切都只会使他们更加贫困。
这是不发达国农村贫困人群带有普遍性的经验。这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也很普遍。有鉴于此,中国古代差不多历代朝廷都花大力气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抑制大地主经济的发展,保护自耕农的利益。历代田制改革措施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然这样做政治上也是为了维护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因为大地主势力的膨涨必然导制地方割据和分裂。但对大地主兼并势力的打击,客观上对广大农民有利。所以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往往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农民起义打出的旗号往往是“均贫富”。而有作为的贤明的皇帝、宰相,往往正是在“均贫富”方面作出了有效的努力。在政治上历代开明的朝廷也设法抑制大地主的势力,剥夺地方地主的武装,只让国家掌握统一的军队。实行科举制度,让熟读圣贤书,忠于大一统的人来从政;不让大地主大商人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在政治上捞到好处,却让出生贫苦农民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最高权力机构。所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遏止了中国古代社会急骤走向贫富两极分化,同时也维护了国家的大一统。十七世纪以前,中国社会能有持续稳定的发展,颇得益于这种大一统的稳定局面。至于十七世纪以后,中国的发展相对滞后,大一统成了“进步”的阻碍,使中国不能尽快进入“发达”的资本主义,则是一个属于需要引入外来因素的参数加以讨论的复杂的世界史的问题,这里暂不申发。但就中国在十七世纪以前自我封闭的社会内部进行自我调节,解决自己的社会问题而言,中国封建朝廷抑制土地兼并,维护大一统,遏止分裂,缩小贫富差别等等努力和措施,应当说是正确的、明智的和有效的。
[1] 《论语·季氏》。
[2] Francis Moore Lappé and Joseph Collins: Food First.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1977. World Hunger: Twelve Myths. New York : Grove Press, 1986.
[3] William Durham:Scarcity and Survival in Central Americ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54。 相关性: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