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考证《学令》先读经文条为中心,对古代中国讲学的形成及其传至古代日本后的演变这一过程加以探讨。首先,《学令》先读经文条所见之讲学,由学生背诵经注的"读者"课程与他们听博士解释经注的"讲者"课程组成,课程中学生无需以书籍为媒介。这一点已由宋版单疏本的特殊格式证明。其次,通过分析山东省诸城县前凉台画像石墓的讲学图及四川省成都站东乡青杠坡三号墓的讲学图(均为东汉晚期),证实前者与"读者"课程相对应,后者与"讲者"课程相对应,说明学令讲学式最早可追溯至汉代。在古代日本7世纪后半期创立"大学"时,引进了唐代讲学。据四国德岛县观音寺木简、正仓院文书及《令集解》等资料可知,当时以音读(汉语发音)为前提的"读者"课程并不盛行,而以汉文训读为基础的"讲者"课程却发展迅速。这与重视读者(帖试)的唐代国学正相反。平安时代中期以后,学令讲学式逐渐衰落,只用汉文训读讲解经书的"讲书"方式得到普及。如上历史过程确定了日本中国学的特色与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