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文学史研究中，如何界定文学史内容与文学史形式的范畴，以及如何处理两者间的关系问题，一直颇具争议性。不同时期的文学史编撰，是偏重于文学史内容的充实，还是偏重于文学史形式的创新，是否暗藏规律性，两者到底孰轻孰重，如何处理才能相得益彰，都是有待进一步解答的关键性问题。本文将通过考察40余年来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编撰实践，试图为廓清这些疑问提供一个视角。

简介：劳马的小说写作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他的创作显示了一种持续的稳定性,并呈现出其个人的"风格",可以说劳马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自觉的小说家。但遗憾的是,虽然他的作品被很多杂志转载并入选多种选本,但是对于他小说的批评和解读的文章

简介：端木蕻良是裹挟着一股浓郁的“边塞诗风”扬名中国现代文坛的，其成名作《鸶鹭湖的忧郁》，真实细致地描绘了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政府残酷统治下的百姓生存境遇和生命体验，并将这种体验放大上升至民族国家的高度，作品中极具隐喻和象征色彩的自然视景同置身其间的主人公一起，在忧郁的情调中蜕变，文本内在的巨大张力使作品具备了较为深邃的阐释空间。

简介：这次获奖的有五部中篇小说、六个短篇小说,其中各有一篇少数民族作家的翻译作品。长篇小说空缺。我们通读了这11篇小说,内心感慨颇多。我家阳台上一盆盆花木争奇斗艳,婆娑的滴水观音、幽雅的兰花、热烈的桑叶牡

简介：辗转半个世纪后，在中国福州的一艘小船上，文学家林纾精通外文的好友王寿昌带来了这部“两方的《红楼梦》”作为今年拍场上的新势力，古籍善本的逆袭为略显疲乏的艺术品市场带来不少的惊喜。不少知名拍卖公司纷纷开设古籍善本专场，在学术和文化价值上做足了功夫。这其中，一件西泠2012秋拍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古籍与福州颇有渊源。

简介：20世纪60年代，非虚构小说的文学样式在美国发展起来。它在报道真人真事时，融入了小说的写作技巧。非虚构小说之所以能时兴并形成巨大的文学潮流，与读者的接受是密不可分的。论文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对其加以观照，以便更好的理解它。

简介：在《金色笔记》中,莱辛将各种主题浑然成篇,为读者提供了富有个性的人物素描。作为“营造秩序、提出一种新的人生观”的预言家,她利用小说寓言了两性关系、人类社会的发展、人在未来宇宙空间的位置,并对生活作出哲学性的阐释。她还探求了小说在形式、内容和功能方面发生的变化,锐意改革：展示了以四本笔记,并穿插日记和剪报可以成篇的小说形式,从描述婚外恋的角度对小说内容进行革命。作者在笔记中也触及了社会现实,挖掘人的商业化态度,揭示了感情和财产、金钱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并运用象征,揭示了人性关系之本是彼此相依、驱散孤独,两性关系尤为如此。

简介：语料库中的语言学的文学文本能够对文学作品进行多维分析，为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客观的文学赏析。利用语料库中的检索工具对短篇小说《一小时的故事》从不同维度进行分析，可以发掘作品的深层意义。

简介：吉林作家朱日亮的小说往往以生活日常为起点,以一种沉稳平静甚至达到安详状态的叙述笔调接近生活和人性的隐秘本质。短篇小说《一个人看电影》关注到了人的生存境遇,文本具有宽阔的内涵,小说传达出一个意旨:生活如同一个谜,且生活之谜是不可知的。朱日亮有效地发挥了“电影”的能指与所指功能,构架起一个关于生活与存在的故事。

简介：这个故事来源于刘庆邦的小说《神木》以及由此改编的电影《盲井》。不仅我没有亲历，而且还不是故事的全貌。我人为截取一段，以期获得对基层社会运转逻辑的理解和诠释。可以说，它是一个运用“社会学想象力”的彻底的主观建构的过程。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一切置于“后台”，前台的故事还是具有被反复“凝视”和“咀嚼”的意义。

简介：民族意识和正邪对立与道德伦理之间的悖论是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主题。民族意识是大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对立的意识,正邪表现为是非善恶的二元价值设定,它们都是统治者为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统治设计的道德伦理中的一部分。通过对小说中民族意识和正邪对立与道德伦理的契合与背离的诸多形态的展开和分析,得出金庸解决这一悖论的途径,要么是文本中人物自身走向灭亡,要么是人物自身进入道德伦理之中又从道德伦理中隐身而去,要么是本来就超然于道德伦理之外,不在其规定的尺度内行动与言说。这意味着作为事物自身固有的对立统一形态的悖论仍然存在,并没有被消除,因为唯一能够消除悖论的是消除事物本身。没有了道德伦理本身,就没有了悖论。从这个意义上讲,金庸没有完成和实现超越悖论。

简介：自2012年10月到2017年5月，国内外学界对莫言研究的批评文章骤然增多，这无疑意味着针对莫言及其小说创作的研究，更大一股蓄势待发的学术发展性与突破力正在启动。这其中，刘广远、王敬茹在其发表的《莫言研究综述》一文中提出了针对莫言研究30年的“三分期法”：1985--1990年，探索期、高潮期；1990--2000年，质疑期、批判期；2000--2010年，成熟期。此种观点实可商榷，1995年（莫言《丰乳肥臀》的发表），2006年（莫言被授予“福冈亚洲文化奖”）和2012年（莫言获得诺奖）这三个节点理应在莫言研究的分期中得到必要之体现。又及．针对“后诺奖事件”以来学界关于莫言研究的新焦点、新瓶颈以及可能性的解决方案诸问题，也没有在其文中得到应有之体现——这正是我们要探讨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