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腐败零容忍的社会环境是实现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基础。十八大以来,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反腐败措施,但反腐败效果是否会降低公众的腐败容忍度则有待经验研究验证。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发现,受访者对腐败的容忍度,尤其是黑色腐败的容忍度普遍较低;利益相关度和黑色、灰色和白色三种腐败现象的容忍度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反腐效果显著影响公职人员对黑色腐败的容忍度,但对非公职人员不显著;反腐非预期后果显著正向影响黑色和灰色腐败容忍度,对非公职人员的影响更显著。另外,地方经济发展和个人经济状况与灰色腐败容忍度负相关,但与白色和黑色腐败容忍度关系不显著。这些发现表明,社会的腐败容忍度普遍偏低,但短期内反腐效果越好,公职人员腐败容忍度反而会更高。只有持之以恒的严厉反腐才能缓慢改变腐败风气,形成零容忍的政治生态。发展经济和打击影响公众利益的腐败,在反腐败的同时改善政府回应性和治理为官不为现象,也能有效降低社会的腐败容忍度。
简介: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乐的积极老龄化目标对老年人发展型闲暇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以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中国老年人发展型闲暇生活的特征、模式、影响因素,尤其是在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和与子女共同居住家庭结构的变迁,以及现代社会养老模式居家养老缓慢推进的背景下,家庭、朋辈和社区支持对老年人发展型闲暇生活的影响差异显著。研究发现,单独考虑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发展型闲暇生活的积极作用,社区、家庭、朋辈支持依次递减;加入老年人个体特征后,家庭、朋辈、社区支持都具有积极作用,但仅朋辈支持的影响显著。经济和家务方面的朋辈支持、心理方面的家庭支持显著促进老年人发展型闲暇生活。因此,推进学习型老年社区建设、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构建政策支持体系是提高老年人发展型闲暇生活质量,实现积极老龄化目标的有益探索。
简介:从宏观层面来看,运动式治理是改革开放后我国较长时期内存在的一种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我国粗放型的高速经济增长就是实行运动式治理的一种结果。运动式治理有着自身的发生机制,首先是由于强烈的绩效需求与匮乏的治理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使国家形成了开展运动式治理的内生动力,而内生动力与制度条件的结合又最终使得运动式治理变为现实。运动式治理通过对人员和资源的高度动员,能够在短期内取得高水平和超常规的经济增长绩效,但这种效率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同时运动式治理也存在着因过于注重某项单一目标而忽略其他发展目标的弊病,因而运动式治理难以称得上是一种现代化的治理机制。近年,随着“新常态”等治国理政新理念的提出,我国的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也在发生着积极的转变,可以预期运动式治理将逐步被更为现代化的治理机制所代替。
简介:思想言论市场与商品市场具有同构性,这既要求我们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又要求我们重视可能出现的市场失灵,进而针对言论市场出现的不同情形制定相应法律和政策。国家对思想言论市场的规制内在地遵从着成本-收益的公式,对公式的不断细化和完善引导我们更为全面地考量言论的规制问题;而规制时采用的分类法则是由言论所包含的信息不同而划分的。实践中对思想言论的规制,由于存在着立法过程无法准确回应言论市场、政府有压制政治言论的倾向性等原因,容易对其产生过度压制,而这又会鼓励极端言论和投机行为,进一步扭曲言论市场。欲矫正现实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宪法保护和独立的司法审查是最为基础和关键的。
简介:20世纪90年代建立的间断平衡框架因融合了渐进与变革两种政策变迁状态而被认为是对渐进主义理论的重大超越。该框架认为,注意力状态及其信息处理模式是政策选择和变化的基础,而政策变迁状态取决于问题界定与制度结构之间的互动。在政策变迁过程中,子系统政治的负反馈作用使得政策处于垄断状态,宏观政治的正反馈作用促使政策垄断崩溃。政策变迁存在长期渐进均衡和短期重大间断两种政策变迁状态。但在我国缺乏子系统政治与宏观政治这一制度基础的特定的政策环境中,利用政策议定场所的变化来界定间断与平衡存在很大不适用性。因此,借鉴霍尔的"政策范式"概念,本文认为政策变迁状态取决于政策总体性目标:政策总体性目标变化反映政策间断式变迁,政策工具及其水平设置变化反应政策均衡性变迁。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基于中国背景对间断平衡框架作出一定的修正和本土化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