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中古時期國家祭祀形成過程中,郊社制度與二十四節氣相應,具有時令性,而國家現行時令多由曆術推算而來。本文聚焦於《唐月令》,以爲《唐月令》約在開元十三年至二十六年(725-738)之間成文,並進而推定《唐月令》日躔中星與曆術之關係,確定《唐月令》日躔中星所據乃《大衍曆》,絶非《麟德曆》。《唐月令》正值唐代國家祭祀轉變的開元時期,在唐人改經風氣之下,唐玄宗據《大衍曆》改定《禮記·月令》日躔中星,增益唐代郊社制度,賦予經典以現實實用性,《唐月令》由此成爲唐宋時期國家郊社祭祀時令,亦爲唐宋時期經典世俗化之顯著標誌。唐玄宗御删《唐月令》,不過是唐玄宗在經典撰述上塑造並强化個人權威的表現之一。結合唐玄宗改定宗廟制度,可知經典及鄭玄經注在唐代禮制實踐上均不具權威性,皇權權威高於經典及經注之上。職此政治環境之下,唐代國家祭祀制度走出經典及禮學家學説的範疇,走向世俗化實用性之路,勢所必然。
简介:<正>我国古代西北高昌地区(今新疆吐鲁番),在麴氏高昌王朝统治的一百四十一年(499—640)期间,其土地制度如何?对我们来说几乎还是一个未知数。从土地所有制问题入手,这是揭示麴朝社会形态以及种种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然而,无论当时的土地买卖,还是土地租佃关系,特别是关于麴氏高昌时期是否推行了均田制度,我们都知道得很少。吾师唐长孺教授曾这样指出:“关于麴氏高昌时期的土地制度尚未开展研究,目前还难以断言是否曾实行均田制度。”现依据敦煌、特别是新发现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就麴氏高昌时期是否曾推行均田制度问题,试作如下探讨,以就正于大家,并作引玉之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