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1942年冬至1943年春,由于久旱之后的大暴雨导致黄河决堤,河南省遭受特大水灾,约有200万人死亡,千千万万的灾民流离失所,真可谓哀鸿遍野、满目疮痍……其时中国抗战正处于十分艰难的非常时期,四面受敌的中国战区困难重重,国民政府救灾无力,加之吏治腐败,封锁灾情,河南的灾民得不到救济,情况十分危急。社会各界纷纷强烈要求:赈济豫灾!作为“陪都爱国爱民的一面旗帜”,宋庆龄挺身而出,领导着从香港迁到重庆的保卫中国同盟(1938年在香港成立,宗旨是争取国内外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以下简称“保盟”)通过举办讲演、座谈会和开展捐款、义卖、义赛等活动,积极主动担负起了赈济豫灾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其中影响较
简介:钓鱼岛列岛问题无法得到合理解决的关键因素,是日本长期以来否定中日两国之间存在争议,以及否认"搁置争议"共识的存在。在亚太地缘政治格局出现变动的情形下,日本为强化对钓鱼岛列岛的"管理和管辖",采取了"国有化"钓鱼岛三岛的行为,以"补正"法律缺陷,并实施国内海洋政策,遵循海洋法制"要求"。但鉴于钓鱼岛列岛问题的特殊性,这种行为自然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决反对和强烈抗议,并采取了包括完善我国的领海制度等相应措施。本文重点依据国际法批驳了日本针对钓鱼岛列岛问题的主张的错误性和违法性,指出日本应承认钓鱼岛列岛问题争议,与中国展开和平谈判,以解决钓鱼岛列岛争议问题。
简介:最近几十年来,国际关系学科经历了机构的急剧增长和前所未有的知识拓展。然而,与地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比较文学这些邻近的学科不同,它仍然没有生成能够影响整个人文科学的“大思想”。为何会出现这一情形?对此有何应对之策?本文分三个方面予以阐释:首先,回溯了国际关系学作为政治学分支的持久性界定问题;其次,指出应依据自身学科相互关联的问题群——即(社会)多样性的重要性来重新确定国际关系学的基础;最后表明重新确定国际关系学基础如何开启了它的跨学科潜力。具体而言,“不平衡与综合发展”提供了国际关系学的“大思想”可以传播到其他学科的一个范例,因为通过把多样性的意义付诸实践,它揭示了“国际”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世界的因果意义和构成意义。
简介:许多明史界和国际关系史界的研究者都认为,明代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是最为典型的“华夷秩序”体系。帝制中国的“华夷秩序”体系可谓“春秋公法”,牢牢笼盖朝鲜、琉球和日本,使东北亚诸国诚心向化、恭谨输贡、严守藩封,心悦诚服奉帝制中国为天朝上国。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明代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十分复杂、十分诡谲,“华夷秩序”体系遭到严峻冲击和挑战。日本始终没有承认明代中国的宗主地位,明日关系与明朝关系、明琉关系不可等同视之,有本质差异。特别是日本在十六世纪中叶结束南北分裂后,侵朝鲜、伐琉球,叫板明朝独大地位,俨然在构筑“华夷秩序”之外的“和夷秩序”,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是二元的。
简介:2005年,是中国伟大的航海家、外交家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为对这一旷世盛举表示纪念,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市历史学会和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共同发起主办的“世界文明与郑和远航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7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
简介:近年来,藏学研究在学科领域方面至少有两大热点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个是建立在日益丰富的田野资料基础上的西藏考古研究,另一个是以藏传佛教艺术为主要对象的西藏艺术研究.关于考古学与艺术史学,在西方人文科学的学科定位上,历来被认为是关联性及兼容性都十分突出的相近学科领域.而关于西藏考古与艺术史的关系,杜齐(GiuseppeTucci)教授早年曾说过一段对后人颇具启迪意义的话:'在某种程度上,扩大大家公认的‘考古'一词的含义是有必要的.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考古不仅仅包括资料的收集以及对我们所拥有的、如此有限的考古资料的使用,而且还要对艺术史这一更广泛的领域进行研究,特别是对西藏艺术起源所处的环境进行探讨.'①
简介:近年来,“东亚共同体”问题已经成了东亚各国学术界不同领域热烈讨论的一个共同话题。不仅如此,东亚各国的商界和政界的精英也参加进来,以不同方式鼓动和推进“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东亚各国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加深固然给“东亚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不可否认,对迅速发展变化的东亚地区前景的担忧,是许多人鼓吹“共同体”意识的另外一种重要推动力量。经过千百年的演进,东亚似乎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是像现在欧洲国家一样,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形成一种新的共同体?还是要重蹈欧洲国家的旧日覆辙,在融成共同体之前也来一番你死我活的较量?无疑,对东亚历史的再认识是我们思考这一问题的起点。目前东亚国家不仅生活在现实里,也徘徊在历史中。东亚国家间关系中时隐时现的矛盾和问题,无不与历史的纠葛纠缠在一起。人们不仅要问:我们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历史基础有多少?或者说历史能给“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带来什么?正是为了解读这些问题,我们组织了这个专栏。应邀参加本专栏讨论的作者有在国际学术界声明显赫的“学界泰斗”,也有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尽管他们的地位和视角不同,观点差异很大,但思考的主线都是“东亚共同体”的历史经验问题,每一篇文章都不乏予读者以启迪的真知灼见。我们相信这组文章会给“东亚共同体”的讨论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欢迎更多的学界朋友加入到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来。“东亚共同体”成功与否恐怕不是取决于对现实的把握,而是取决于对历史的超越。而重新认知和梳理东亚的历史,或许正是我们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