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的基本假设是叙事本身并非线性的或者碎裂的,线性与碎片性都是阐释的结果。读者若对一致性感兴趣,便倾向于在每一种叙述中找到线性,若是乐见对于碎裂的人类境况的表征,则几乎无法看到线性。这一假设可由四个例证论述。第一个例证是明显属于线性叙事的小说《三个火枪手》。细读其《序言》可知,该文本目的在于突显其虚构性,一直调用叙事聚焦,颠覆角色的身份,动摇年代顺序,对线性提出挑战。第二个例证则是匈牙利1930年代的冒险小说,从叙述时间处理的角度看,这种文类中通常会很简单,但该小说则不然。突兀的叙述只在读者的回想中才才变成线性的,与主角那侦探似的故事创造者一样。因此,传统认为的线性叙述文类在后现代文学熏陶下的读者看来,有可能是碎裂的;这一点与此文例举的另外两部非常复杂老道的叙事恰成对照。这两部碎片化的后殖民叙事作品是拉什迪的《小丑沙利马》(2005年)以及俄罗斯女作家乌利茨卡娅的《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2005年)。尽管这两部小说的碎片化和多视角叙事技巧令人惊叹,其基于时间发展而成的家族故事主线仍然显而易见。真正的线性叙事也许从未存在过,而甚至是极具艺术技巧的碎片化叙述依然可以读成线性的。
简介:20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的文艺“民族形式”问题其实质是要求在文学艺术的内容和形式上坚持本土化立场、民间立场。郭沫若先生所主张的文艺“民族形式”观点,以全球化视野,看到了不同民族的文化是一个“异质文本”之间不停穿越,相互渗透、移植、杂糅、互补的“文化互动”过程。在当今这个存在着文化等级、“文化霸权”的后殖民语境下,既应该像郭沫若先生那样为保护“民族文化”而坚持本土化的文化立场,更应该像他那样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胸襟,坚持“摄取西学,发明传统”的态度。唯有如此,中国文化才能真正复兴。
简介:中国文学进入新世纪之后,有一种意味深长的现象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仿佛是一夜之间,文学对新兴的中产阶级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文学研究和批评中关于中产阶级的言论和思想已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而“中产阶级”这个名词也成为文学写作中的一个关键词,一个人气日益旺盛的关键词。那么,社会转型期的文学为何就对中产阶级产生了极大的关注情怀?在这样的情怀背后,我们是否也会发现文学的某种隐秘的欲望,以及文学精神立场的某些悄然的变异?文学的焦虑和关于中产阶级的文化想象迄今为止,文学关于中产阶级的言论,总体上看是豪华的歌颂压倒了审慎的批评,浪漫的追捧远大于理性的分析,中产阶级的歌功派以所谓全球化的宏大叙事作为话语制高点,占了绝对的上风,表现出两个主要的特点:其一,抒情过度和魅化想象。当下文学对中产阶级的社会预期,特别是说到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进步意义时,一些缺乏经济学知识的文学研究者往往一厢情愿地拔高和夸大其进步力量,把中产阶级想象成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文化品味的一个阶层,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有的言论者为壮声势,还殚精竭虑地把中产阶级跟文学的生死存亡拉上关系,把中产阶级包装成中国文学复兴的拯救者,好像今后文学的死活就靠中产阶级的偏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