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里耶秦简中大部分是秦代地方的行政文书,为我们考察文书的运作形态提供了根据。从已经公布的简牍来看,秦代文书的运作形态十分规范。撰写公文由专门的书佐承担,并且要在背面左下角以"某手"的形式签署,此人即为始发公文的责任者。在中间每一步处理环节书写完毕都要紧接着处理意见签写其责任者的名,同样是以"某手"的形式。公文在抄写副本时也要将这些署名照录。收到文书后由责任者发阅,根据公文内容判断是否需要回复或转发。如果不需要,就直接在原简背面最左边写下收文记录并署名"某手"。如果需要回复或转发,就要另制作一份抄件副本,将来文内容抄于其上,并且将原文件的责任人署名照录于副本的同一位置,然后在背面左起第一行写下记录,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再把来文的原件交给上级处理。在文书运作中,文书的性质也随着"传""别书"而发生变化。对于"某手"的理解,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书写者的签名,而应是文书的责任人。
简介:山林川泽作为自然资源,原则上是对所有人无偿开放的。从整体上看,在殷周邑制国家时代,族长与氏族成员之间通过一定的规约对山林川泽资源进行共同利用,是真正意义上的“公私共利”。至迟从西周中期,开始出现山泽君主私有化的倾向,进入帝国时代之后,这一倾向又出现了扩大化的趋势。然而在专制王权下,“公私共利”的原则却依然存在。在山泽禁区内,历代帝王通过实施“弛山泽之禁”以实现所谓的“公私共利”,实质上是掩盖山泽私有进一步强化的手段。在禁区外的山泽区域,通过“公私共利”的利用规定,一方面是君主与实力阶层在山泽占有问题上达成的一种妥协;同时,亦是保障普通民众获得再生产手段的重要方式,但从实践层面而言,这种“公私共利”并不能真正实现,体现出古代国家权力在维护民众再生产方面的缺陷。
简介: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对比分析了2006年和2014年南京旅游网络结构变化。研究发现:①旅游网络结构分层仍存在,仍然呈现强中心线型结构。但旅游网络密度增强,旅游网络密度由0.35增长到0.41,旅游者旅游线路安排中旅游节点数量也由4个增加至7个。核心成员之间的联结密度有所下降,由0.81降至0.49;核心-边缘区联结度提高,呈现由核心节点向多节点分散分布的特征。②旅游节点不均衡有所改善,旅游流分布更均衡。旅游节点的程度中心性略有下降,2006年旅游节点的程度中心性的均值为5.19,2014年则降至5.04。旅游节点在亲近性指标中分布不均衡的状况也有所改善。但5A级景区在网络结构中仍承担重要的中介作用。其效率性、约束性、效能大小仍然较高,表明这些核心旅游节点在旅游流中竞争力仍较强,使得这些旅游节点具有不可替代性。③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旅游地日益呈现出多节点多区域的空间布局。不同性质的旅游节点越来越多,新的旅游节点在城市旅游中的作用逐渐显现。文化节点成为新的城市文化体验场所,交通节点也对游客具有强烈吸引力。
简介:李塨不但是颜元的传人,更是颜元、河北夏峰北学及江南诸友集体培养的一个学者。正是李塨学术来源的这种多重性,使得他对颜元既有继承的一面,更有改造的一面。之所以如此,最重要在于颜元学术本身的缺陷和当时正在兴起的考据潮流的挑战,使得李塨不得不到处结盟各派为颜元弥缝。但在兼容并包中,由于内圣方面所兼容的各种知识资源路径无法调和,外王方面康雍之际波谲云诡的政局使其无处下手,李塨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但即便这样,北学也没有随着颜李学的衰落而亡,只是重新又落实到以夏峰北学为主体的北方儒生的日常伦理道德实践中。同时,也正是在李塨的这种失败中,在帝制中国时代,作为取悦皇权以培养忠臣孝子的实学的实质得以彻底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