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以“按标降浓”为规制目标,以“按规排污”为规制手段,然而,由于存在排污“行为主体数量”不确定这一变量,无论《大气污染防治法》如何调整行为主体排污行为的规制标准,都可能导致其规制手段与规制目标之间的不一致或断裂.而欲弥合二者之间的断裂,《大气污染防治法》应当以地方政府为规制对象,以具体环境质量指标为规制手段,以确保总行为排放结果限制在大气环境承载力范围之内为规制目标.以环境质量指标作为规制手段旨在课以地方政府具体可操作的环境质量指标,要求地方政府依照大气自然生态阈值安排行政区域内的排污总行为.环境质量指标这一规制手段不仅契合《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制目标,而且能更大限度地确保地方政府承担大气污染环境治理责任,从而能更好地实现《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大气环境质量规制目标.

简介：当前我国急需加强对土壤污染防治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的立法保障。与土壤污染防治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相关的现行立法存在体系化不足、相关规范性文件更新不及时、效力较低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二审稿）有关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的规范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建议完善《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二审稿）中相关规定,形式上设专章规定信息公开及公众参与,内容方面重点规定土壤环境信息与数据共享、重点污染单位信息公开、公众监督与参与、公益诉讼与法律援助机制;并从提高立法效力层级、加强立法体系的内部协调以及增强内容可操作性等方面完善现行相关立法。

简介：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正在进行之中，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仍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除了基于气候变化问题对二氧化碳的规制作出回应，以及结合我国大气污染现状提出大气污染防治应引入分区管理制度外，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仍然呈现出以政府为主体，以污染企业为规制对象的单一化威权体制特征，其法律实施效果不佳，也不符合现代社会自我管制与和谐发展的要求。为此，需要加强市场激励机制的作用，为社会自我管制和公众参与提供条件，并基于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动因的不同，改变目前法律责任规定中重行政责任轻民事责任的现状。

简介：二氧化碳之所以在大多数发达小国成为大气污染物质，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负有减排二氧化碳的国际义务，须把减排机制纳入国内立法；版图狭小，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有限，把减排机制纳入国内立法符合自身利益；可以利用现有的大气污染监管机制对二氧化碳进行管理。这些国家大多不认真履行国际援助的义务，相反地，却集体对中国施加减排压力，要求把二氧化碳作为污染物质对待。按照中国立法对污染物质的定义框架，二氧化碳不是污染物质。一旦二氧化碳在立法上被作为污染物质，西方发达国家就会要求我国的环境立法建立排放标准和超标排放处罚制度，这将不利于我国工业的发展。目前我国没有减排二氧化碳的国际义务，加上版图大、抗气候变化的能力强，因此，不能轻易迁就这些国家的过分要求。但这不等于我国不采取实质性行动，我国可继续通过强化激励性的政策措施来节能减排。

简介：企业环境责任是当前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我国企业作为环境污染的主体,是环境污染治理的主要规制对象。其中,中小企业、困境中企业、跨国企业三类特殊防治主体的环境责任倍受关注,成为我国企业环境责任研究的新视角。在企业环境责任新发展的形势下,我国有关部门应当按照防治主体的不同特点,创设和完善法律制度,同时企业自身也应当积极参与企业环境责任的承担。

简介：“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是我国环保法律的致命缺陷。建立＂按日连续处罚制＂是弥补这个缺陷的有效手段。目前存在着两种模式的按日连续处罚制,即作为行政处罚的英美法模式和作为执行罚的大陆法模式,它们各有其优势和不足。在引进一种新制度时,是否与现有的理论和实践相冲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新制度是否能够解决实际问题以及是否有适当的制度和技术背景给新制度提供“用武之地”。

简介：立意于党的十七大所规划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主题，对广东省外来人口犯罪的概况、特点和原因予以全面分析，提出通过使外来人口不愿犯罪、不敢犯罪、不能犯罪的“三不”防治举措，减少外来人口犯罪，为构建广东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安全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