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以广州1960年代主城区位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道路走向、城市高度、建筑错落度等一系列量化指标,实现对城市建筑立体形态的刻画。结果表明:1960年代广州城市立体形态可分为三种类型:(1)中心商住密集层区。呈面状分布,集中在主城区的核心区,以住宅、商住区为主,建筑密度大,高度大部分在2-3层,道路以方正路网为主;(2)外围工业开敞低矮区。沿珠江两岸带状分布及散点分布于主城区外围,是当时广州工业集聚区,建筑密度小,建筑高度大部分为1层,道路走向较为自由;(3)外围混合开敞高层区呈组团状布局,是广州行政、科研教育、公共服务和中高档住宅集中区,建筑密度低,建筑高度是当时广州的高度组团,道路自由布局。
简介:河流水沙特征与流域降水量和下垫面变化密切相关。为揭示流域降雨以及退耕还林对延河流域水沙特征的影响,本文以延河甘谷驿站控制区1960—2010年流域降水量、河流径流量和输沙量实测数据为基础,统计分析了延河水沙变化特征及其对流域降水量的响应,并对比分析了退耕前、后(以2002年为界)延河水沙变化。结果表明:在1960—2010年间,延河甘谷驿站控制区年及汛期(6—9月)降水量、径流量和输沙量呈波动递减趋势,汛期降水量、径流量和输沙量值约占年值的64.8%、71.7%和98.1%;年及汛期输沙量与径流量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径流量变化可分别解释年及汛期87.6%和92.2%的输沙量变化,降水量变化可分别解释年及汛期22.7%和23.6%的输沙量变化;退耕后流域年及汛期平均输沙量、径流量和径流系数显著低于退耕前,剔除退耕前后降水量差异影响,退耕工程对年及汛期累计输沙量变化分别贡献87.5%和86.9%,对年及汛期累计径流量变化分别贡献77.4%和75.4%。研究阐明退耕可显著降低年及汛期平均径流量、径流系数和输沙量。
简介:1960年代"新台光""柏华"与"牡丹桂"三个台湾歌仔戏班受邀到星马巡回商演,为"义发""东南亚""凯旋""罗盘"与"星洲凤凰唱片"等新加坡唱片公司所看中,剧团成员被邀请在当地録制唱片并发行销售。这些在"星国留声"的唱片,因并未在台湾发售,俨然成为当时台湾歌仔戏与新加坡交流的珍贵信史,也是"流落"在海外的台湾歌仔戏文物。本文以此"特定时空场域"録制的歌仔戏唱片,作为重返历史现场的线索,结合史料爬梳、报刊检索、文物考证、口述访谈与田野采録等研究策略,考察梳理"新台光""柏华"与"牡丹桂"等剧团出国的邀约模式与成员组成,在新马的演出性质与表演场域,展演形态与剧艺形态,管窥剧团在新加坡録制唱片的因缘、唱片剧目与音乐特色及电台传播等面向,初步建构台湾歌仔戏的星马演出印记,填补台湾歌仔戏半世纪之遥的海外传播史页缝隙。
简介:利用吉林省45个气象站1960—2015年逐日积雪深度、气温和降水观测资料,分析该省积雪初、终日的变化特征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结果表明:(1)吉林省积雪初、终日的空间差异显著,东南山区积雪开始早且结束晚,可积雪期长;西北平原区积雪开始晚且结束早,可积雪期短。(2)吉林省积雪平均始于11月9日,止于次年4月1日,可积雪期达144d。(3)近56a积雪初、终日总体变化趋势不明显,但阶段性特征显著。其中,1980年代之前,积雪初日偏早、终日偏晚,1990年代后积雪初日偏晚、终日偏早,可积雪期缩短;积雪初、终日分别在1983年和1991年前后发生显著性突变。(4)积雪初、终日期对气温变化较为敏感。8—11月月平均气温与积雪初日呈显著正相关,而3月、4月平均气温与积雪终日呈显著负相关;积雪初、终日分别受0℃开始日期、10℃终止日期的影响。积雪初日与10月降水量呈显著负相关,而积雪终日与4月降水量呈显著正相关。
简介:国共内战期间,部分大陆居民为躲避战火和受政治立场的不同,遂迁至英属殖民地香港,但香港刚经历过二战的摧残,社会基础设施难以承受如此多的难民,于是引发了难民危机.在东西方冷战日益升温的对抗背景下,香港难民危机成为美国和中华台北政权的关注点,它们对难民展开了救助,企图借以抹黑共产主义,大肆进行反共宣传;新中国则为争取这一群体,展开了政治宣传战,并向英国施压.随着难民危机的膨胀,香港自身难以解决危机,联合国难民署开始介入,但过多的政治力量卷人逐渐引发了英国的不满.伴着香港经济态势的好转,香港政府意识到只有通过就地融合才能完满的解决难民危机,历史最终证明了这批难民成为香港造就经济奇迹的因素之一.
简介: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核军事技术革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与台湾海峡局势变化三者间呈现复杂的互动关系。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为威慑中国乃至对其进行核打击,提高台湾的“防务能力”,艾森豪威尔政府于1957年到1960年间陆续在台湾部署了配备有核弹头的“斗牛士”导弹和原子弹。美国在台湾的核部署推动台海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并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第二次台海危机的爆发。更令美国意想不到的是,台湾非但没有因为核武器的到来而感觉更加“安全”,反而要求美方为自己提供核武器甚至一度秘密走向核开发。导致此种意外结局的原因,与其说是美国“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固有缺陷,毋宁说是核武器的特性使华盛顿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安全困境。
简介:一、2015年大选后民选新政府上台众所周知,2015年11月大选,民盟获得压倒性胜利。国内外观察家们都密切关注着政权否能平稳移交,事实证明,一些担忧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基于双方相互的信任,尤其是吴登盛政府的信用,整个政权移交的过程,出乎意料地顺利。(一)几次重要会见大选结束后,2015年12月,无论是吴登盛还是杜昂山素季,为了政权的顺利移交,都组建了过渡工作组。吴登盛政府组建的工作组由总统府部长吴拉通领导,民盟组建的工作组由民盟资深党员吴温腾领导。在此期间,胜选党主席杜昂山素季与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大将进行了3次会面。12月2日第一次会见,会后分别面带笑容亲切合影,虽然此次会见的内容并没有公开,但可以推断会谈过程并未发生不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