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分析、研究艾滋病治疗中，将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作为临床方案的意义。方法：艾滋病患者选入研究。共计100例。时间：2020.01-2021.01。以抽签法为方案，对患者进行分组处理。参照组：50例，行规律用药治疗。试验组：50例，采取规律相关高效抗反转录病毒干预方案。评析、研究各组机体免疫功能、机会感染情况。结果：（1）试验组各项免疫指标均更高，P＜0.05。（2）试验组机会感染率更低，P＜0.05。结论：治疗艾滋病，采取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方案，所得效果理想。一方面，患者免疫功能提升。另一方面，患者机会感染发生概率降低，可有效改善其预后。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高效联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艾滋病的临床疗效。方法：随机选取2021年5月--2022年12月黑龙江省传染病防治院收治的41例艾滋病患者，均给予患者高效联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分析患者的临床效果。结果：治疗前生存质量评分高于治疗后，P＜0.05；患者的治疗有效率87.80%。结论：在艾滋病治疗中给予高效联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的有效率高，可以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临床效果理想。

简介：高效联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highlyactiveanti-retroviraltherapy,HAART)是艾滋病治疗的主要方法,但也是导致骨质疏松和骨量减少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该治疗方法可能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其中,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ucleotidereversetranscriptaseinhibitor,NRTI)和蛋白酶抑制剂(proteaseinhibitors,PI)在诱发骨质疏松症上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就NRTI和PI引发骨质疏松的流行病学、可能的相关机制做一综述。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联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combination antiretroviral therapy，cART)后艾滋病合并恶性肿瘤的流行趋势及发生风险的变化。方法在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中筛选出2004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湖北籍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抗体阳性患者，分析其在不同cART阶段的艾滋病合并恶性肿瘤的肿瘤类型。以2013年湖北省或全国普通人群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为对照，分析艾滋病人群中的恶性肿瘤标准化发病率(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ios，SIR)，并比较2004年至2013年与2014年至2018年不同cART阶段艾滋病合并恶性肿瘤的发生风险变化。统计学方法采用χ2检验。结果共纳入22 994例艾滋病患者，其中艾滋病合并恶性肿瘤323例。艾滋病相关恶性肿瘤(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defining cancers，ADC)以非霍奇金淋巴瘤(non-Hodgkin lymphoma，NHL)和宫颈癌常见，非艾滋病相关恶性肿瘤(non-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defining cancers，NADC)以肝癌、肺癌常见。与普通人群比较，艾滋病人群的总体恶性肿瘤发生风险并未增加(SIR＝1.06, χ2＝0.62，P＝0.426)，但卡波西肉瘤、NHL、霍奇金淋巴瘤、宫颈癌和除鼻咽癌外的头面部癌的发生风险显著升高(SIR＝834.09、9.65、13.33、5.22、2.94, χ2＝11 747.27、625.54、56.65、184.21、13.66，均P<0.01)，肺癌、结直肠肛门癌、胃癌和乳腺癌的发生风险显著降低(SIR＝0.33、0.36、0.43、0.45, χ2＝33.43、12.84、9.01、7.21，均P<0.05)。2014年至2018年宫颈癌、肝癌和结直肠肛门癌的SIR分别为4.06、0.43和0.10，分别低于2004年至2013年的7.42、1.96和0.8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5.39、19.52、10.86，均P<0.05)。结论目前艾滋病合并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与普通人群无明显差异，但肿瘤类型存在差异。本地区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是NHL和宫颈癌，应注意在该类肿瘤患者中筛查HIV，有助于开展综合治疗以提高疗效。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艾滋病患者早期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2012年1月至2014年6月期间在我院接受治疗的艾滋病患者35例，所有患者接受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12个月后对患者进行随访，了解其在对早期生活质量上的改善。结果治疗后，患者的体重与CD4+T细胞计数均获得了明显的改善，与治疗前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此外，治疗后患者诺丁汉健康量表评分均获得了一定的改善，但在社会孤独感评分上，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艾滋病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患者的早期生存质量，但还需通过与患者交流沟的方式减轻患者的社会孤独感，鼓励患者正视自己的疾病，减轻自身的孤独。

简介：摘要目的在艾滋病患者中联合应用高效抗反转录病毒进行治疗，探究分析该治疗措施对患者生活质量产生的影响。方法将2016年4月—2018年4月作为研究时间段，在该时间段中从我中心选取100例艾滋病患者进行探究分析，所有患者均采用联合高效抗反转录病毒进行治疗，并展开为期6个月的跟踪随访，最终评价患者的生存质量。结果分别对治疗0/2/4/6个月后的生存质量进行评价，独立程度评分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生存质量在各个时间点上的评价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治疗7到24个月时，患者生存质量评分达到最高值，各个时间点的生存质量评价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将联合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应用到艾滋病患者中的效果显著，而持续治疗7到24小时的情况下，可进一步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简介：目的对我国现有抗艾滋病一线用药方案齐多夫定、拉米夫定、依非韦伦用于基线CD4≤200/μL以及200～350/μL患者的临床疗效以及不良反应进行对比分析。方法回顾性收集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门诊接受抗HIV治疗的患者资料,应用STATA7.0版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共收集临床病例109份,其中CD4基线值≤200/μL组共78例,200～350/μL组31例。两组患者在性别构成、平均年龄以及传播途径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CD4上升数值以及临床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两组HIV感染患者,在开始用药第1年内治疗效果与不良反应发生率无差异,其长期疗效与不良反应差异需进一步观察。

简介：

简介：摘要一些HIV感染者在接受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过程中体重会过度增加，甚至出现超重或肥胖。这一现象会增加非艾滋相关性疾病（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加重家庭和社会的医疗与经济负担。本文概述了常用ART药物引起体重增加的可能机制及应对措施对HIV感染者ART后的体重增加问题进行阐述。

简介：

简介：摘要目的了解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 ART)后母婴传播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患儿的抗体转阴情况及其临床特征。方法以2019年10月至12月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感染科门诊接受随访的106例HIV感染者为研究对象。比较ART前后，抗-HIV转阴与抗-HIV阳性患儿的淋巴细胞计数和HIV RNA。结果106例患儿中，男65例(61.32%)，女41例(38.68%)，年龄为(8.9±4.7)岁。ART后，3例(2.83%)患儿抗-HIV转阴，103例(97.17%)抗-HIV阳性。3例抗-HIV转阴患儿均为男性，且均在6月龄前开始接受ART。抗-HIV转阴患儿与抗-HIV阳性患儿抗病毒治疗时长分别为4.67(4.19，4.70)年和5.17(3.96，9.01)年，开始ART时年龄分别为1.38(1.36，2.32)月龄和51.14(15.90，73.40)月龄。ART前和ART后目前情况，抗-HIV转阴患儿的CD3+T淋巴细胞计数、CD4+T淋巴细胞计数、CD4+T淋巴细胞比例和CD4+/CD8+T淋巴细胞比值分别为3 376(2 772，4 813)/μL和2 275(2 122，2 944)/μL、2 457(1 792，2 869)/μL和1 279(1 123，1 640)/μL、0.26(0.24，0.32)和0.37(0.35，0.38)、1.21(0.76，2.01)和1.35(1.25，1.40)，分别高于抗-HIV阳性患儿的2 156(1 351，3 163)/μL和1 885(1 468，2 455)/μL、443(167，956)/μL和751(544，977)/μL、0.22(0.18，0.37)和0.27(0.22，0.32)、0.31(0.13，0.50)和0.76(0.53，0.98)。ART前，抗-HIV转阴患儿和抗-HIV阳性患儿的HIV RNA分别为5.73(5.62，5.87) lg拷贝/mL和5.33(4.71，5.75) lg拷贝/mL；ART后，3例抗-HIV转阴患儿HIV RNA均低于检测下限，77.67%(80/103)的抗-HIV阳性患儿HIV RNA低于检测下限。结论经母婴传播感染HIV的患儿早期接受ART，可能出现抗-HIV转阴。及早诊断新生儿HIV感染，尽早给予ART，有助于其病毒学抑制和免疫功能重建。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调查未启动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HIV/AIDS)患者发生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s，CVD)的风险因素，为患者后续ART方案选择，以及CVD的监测和管理提供参考。方法对2018年11月至2020年1月于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感染与免疫科门诊就诊的372例未启动ART的HIV/AIDS患者进行横断面调查。根据结构化问卷调查内容，收集HIV/AIDS患者的基本信息、吸烟状况、高血压、糖尿病、CVD家族史和HIV相关因素等。分别使用弗雷明汉风险评分和HIV感染者抗病毒药物的不良事件的数据[data collection on adverse events of anti-HIV drugs，D∶A∶D(R)]评分对纳入患者进行10年内发生CVD风险评估。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10年CVD风险评估≥10%的影响因素。结果372例患者中，男339例(91.13%)，女33例(8.87%)，年龄为34(18，80)岁。12.20%(41/336)的患者有高血压病史，5.71%(21/368)的患者有糖尿病病史，30.16%(111/368)的患者CD4＋T淋巴细胞计数<200/μL。368例进行血脂指标检查的患者中，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 density lipoprotein-cholesterol，HDL-C)降低者199例(54.08%)，三酰甘油升高者136例(36.96%)，总胆固醇升高者44例(11.96%)，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者36例(9.78%)。他汀类药物使用率为9.09%(4/44)。365例符合D∶A∶D(R)评分要求的患者10年CVD风险评估≥10%的影响因素有年龄≥50岁[比值比(odds ratio，OR)＝216.71，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72.70～749.01，P<0.01)和HDL-C<1.0 mmol/L(OR＝6.35，95%CI 2.22～18.09，P<0.01)。233例符合弗雷明汉风险评分要求的患者10年CVD风险评估≥10%的影响因素有年龄≥50岁(OR＝7.79，95%CI 3.24～18.75，P<0.01)和CD4＋T淋巴细胞计数<200/μL(OR＝1.88，95%CI 0.10～3.56，P<0.05)。结论未启动ART的HIV/AIDS患者发生CVD的相关风险因素较多，10年内发生CVD的风险高，但对高脂血症干预率低。年龄≥50岁、CD4＋T淋巴细胞计数<200/μL和HDL-C<1.0 mmol/L的患者发生CVD风险相对更高。CVD风险因素的筛查与评估应纳入未启动ART的HIV/AIDS患者的临床管理常规。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艾滋病患者接受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后发生低病毒血症(low level viremia，LLV)对其治疗预后的影响。方法纳入2015年1月至12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感染门诊接受ART≥1年且存在LLV的HIV感染/艾滋病患者(LLV组)，根据性别、年龄、传播途径1∶1匹配血浆HIV-1 RNA<50拷贝/mL的患者为对照组(抑制组)。根据病毒载量将LLV组分成3个亚组，其中LLV-1亚组指HIV-1 RNA为50～200拷贝/mL，LLV-2亚组指HIV-1 RNA为201～400拷贝/mL，LLV-3亚组指HIV-1 RNA为401～1 000拷贝/mL。分析LLV对后续3年抗病毒治疗应答的影响。统计学分析采用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Kruskal-Wallis检验和χ2检验。结果LLV组共纳入137例患者，其中男111例，女26例，年龄为(39.5±13.5)岁。同时抑制组纳入137例患者。LLV-1、LLV-2和LLV-3亚组分别为93、25和19例。LLV组和抑制组ART前CD4+T淋巴细胞计数与CD4+T淋巴细胞计数/CD8+T淋巴细胞计数比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随访3年，LLV组累计发生病毒学失败患者比例[7.3%(10/137)]高于抑制组[1.5%(2/13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578，P＝0.018)；LLV-1、LLV-2和LLV-3亚组分别有8例(8.6%)、2例(8.0%)和0例发生病毒学失败，各亚组病毒学失败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LLV组和抑制组在随访1、2、3年时的CD4+T淋巴细胞计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LLV组在随访1、2、3年时的CD4+T淋巴细胞计数/CD8+T淋巴细胞计数比值均低于抑制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3.183、-2.094、-2.312，均P<0.05)。LLV-1、LLV-2和LLV-3亚组的CD4+T淋巴细胞计数/CD8+T淋巴细胞计数比值在随访1、2、3年时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ART超过1年存在LLV的HIV感染者/艾滋病患者更易发生病毒学失败，且免疫功能恢复减慢，提示需对其尽早给予干预。

简介：摘要目的了解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艾滋病(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患者前列腺组织病毒储存库的情况，以及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 HAART)对HIV感染/AIDS患者前列腺组织中HIV-1 DNA表达的影响。方法纳入2017年7月至2019年10月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收治的前列腺增生合并HIV感染需要行手术治疗的12例患者，收集患者的血液和前列腺组织标本，分别检测患者血浆HIV-1 RNA、外周血CD4＋T淋巴细胞计数和前列腺组织HIV-1 DNA水平。统计学分析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曼-惠特尼U检验。结果12例患者中，6例尚未开始进行HAART的患者CD4＋T淋巴细胞计数为(519.8±121.5)/μL，前列腺HIV-1 DNA为2 602(365，10 700)拷贝/106细胞数；6例经HAART超过6个月患者的CD4＋T淋巴细胞计数为(182.8±69.7)/μL，前列腺HIV-1 DNA为144(36，563)拷贝/106细胞数，两组患者的CD4＋T淋巴细胞计数和前列腺HIV-1 DNA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5.889，Z＝-2.082；均P<0.05)。结论无论HIV感染/AIDS患者是否接受过HAART，前列腺组织均可作为HIV-1储存库。HAART进行免疫功能重建后，可以降低前列腺组织病毒储存库的大小。

简介：摘要目的了解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合并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对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 ART)效果的影响。方法纳入2016年9月至2019年10月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收治的269例HIV感染者，将其分为HIV单独感染组和HBV合并HIV感染组，比较2组患者ART启动时和ART后不同时间点(2、4、8、12、24、36、48和96周)的肝功能、CD4+T淋巴细胞计数、HIV RNA变化情况。统计学分析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秩和检验和χ2检验。结果HIV单独感染组145例，HBV合并HIV感染组124例。ART启动时两组患者肝功能指标[天冬氨酸转氨酶(t＝9.566)、丙氨酸转氨酶(t＝-4.652)、总胆红素(t＝-25.476)]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ART后24、48和96周时，HIV单独感染组与HBV合并HIV感染组CD4+T淋巴细胞计数分别为(305.9±156.9)/μL比(266.2±172.5)/μL、(388.5±226.1)/μL比(380.8±287.4)/μL、(369.5±191.4)/μL比(453.6±179.6)/μL；ART后48、72和96周时，CD4+T淋巴细胞计数增长值为121.0(-52.5, 144.5)/μL比156.0(-35.8，185.8)/μL、139.0(-116.0，176.8)/μL比114.5(-59.5, 229.0)/μL、-91.0(-110.0, 153.3)/μL比-94.0(-130.8, 114.3)/μL，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0.516、-0.066、-1.414、Z＝-1.715、-0.802、-1.602，均P>0.05)。ART后24、48和96周时，HIV单独感染组的HIV RNA抑制率分别为89.7%(130/145)、96.6%(140/145)和96.6%(140/145)，HBV合并HIV感染组分别为87.1%(108/124)、92.7%(115/124)和94.4%(117/124)，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0.026、0.053、0.017，均P>0.05)。ART后第2周、第4周HIV单独感染组肝功能异常率分别为3.4%(5/145)、6.2%(9/145)，低于HBV合并HIV感染组的21.0%(26/124)、13.7%(17/12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20.121、4.309，均P<0.05)；而第8周[10.3%(15/145)比9.7%(12/124)]、第12周[9.0%(13/145)比9.7%(12/124)]、第24周[9.7%(14/145)比8.9%(11/124)]、第36周[9.7%(14/145)比10.5%(13/124)]、第48周[8.3%(12/145)比8.1%(10/124)]、第96周[2.8%(4/145)比0(0/124)]的肝功能异常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0.330、0.040、0.049、0.051、0.004、3.472，均P>0.05)。结论合并HBV感染对HIV感染者的ART效果无不良影响。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长期接受联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combination anti-retroviral therapy, cART)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艾滋病(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患者发生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的风险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收集2018年至2020年来自全国多中心的长期接受cART的HIV感染/AIDS患者队列的基线数据，并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方法，按年龄和性别匹配未接受过cART的HIV感染/AIDS患者作为对照。采用抗病毒药物不良事件的数据简化模型(data collection adverse events of anti-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drugs reduced model, D：A：D [R])评分、弗雷明汉风险评分(Framingham risk score, FRS)和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SCVD)风险评分，分别评估长期治疗组和未治疗组患者的10年CVD风险。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10年CVD高风险的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301例长期治疗的HIV感染/AIDS患者和300例未治疗的HIV感染/AIDS患者，平均年龄为39.8岁，男性患者490例(81.5%)。基于D：A：D[R]评分，长期治疗组和未治疗组10年CVD风险评估≥10%者分别占4.3%(13/301)和6.3%(19/300)；基于FRS，长期治疗组和未治疗组10年CVD风险评估≥10%者分别占13.4%(36/269)和10.6%(28/264)；基于ASCVD风险评分，长期治疗组和未治疗组10年CVD风险≥7.5%者分别占10.4%(14/135)和13.8%(17/123)。3种CVD风险评估模型均显示，长期治疗组和未治疗组的10年CVD高风险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0)。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D：A：D[R]评估10年CVD风险≥10%的危险因素为年龄≥50岁、吸烟、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CD4+T淋巴细胞计数<200×106/L[调整后的比值比(adjusted odds ratio, AOR)＝697.48、4 622.28、23.11、25.95、27.72、18.25，均P<0.010]；FRS评估10年CVD风险≥10%的危险因素为年龄≥50岁、男性、吸烟、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AOR＝53.51、4.52、36.93、36.77、6.15、3.84，均P<0.050)；ASCVD风险评分评估10年CVD风险≥7.5%的危险因素为年龄≥50岁、男性、吸烟、高血压、糖尿病(AOR＝18.48、14.11、14.81、13.42、12.41，均P<0.050)。结论未发现长期接受cART对HIV感染/AIDS患者CVD风险产生影响。HIV感染/AIDS患者CVD高风险的影响因素为年龄≥50岁、吸烟、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等传统CVD危险因素，以及CD4+ T淋巴细胞计数<200×106/L。

简介：目的对上海地区接受国家免费抗病毒初始治疗艾滋病患者各种治疗药物更换的时间、原因及例次频率进行研究，从而比较各种药物的耐受性的差异。方法回顾性分析1154例接受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RT）艾滋病患者初始治疗方案中每种药物在开始使用后的不同时间段内被更换的最常见原因以及发生更换的例次频率。结果启动ART后的3个月内更换治疗药物的原因以奈韦拉平（NVP）导致的严重皮疹、依非韦伦（EFV）导致的严重皮疹和齐多夫定（AZT）导致的中性粒细胞（ANC）〈0．75×10^9／L为主。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因AZT导致的严重贫血、NVP导致的肝毒性更换药物的患者增多。治疗超过1年后患者更换药物的原因多集中于司他夫定（d4T）所致的外周神经损害、脂肪萎缩、血脂异常以及发生治疗失败。因各种原因更换药物共352例次，其中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为302例次（26．17％），治疗失败为50例次（4．33％）。d4T治疗满1年后因血脂异常、脂肪萎缩及治疗失败发生更换药物的例次频率逐渐增加；AZT的更换原因主要为重度骨髓抑制，发生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开始ART后的6个月内；EFV更换的例次较少；NVP更换主要原因为严重皮疹和3级以上肝毒性，在开始治疗后的1个月内发生频率较高。结论在ART过程中，患者接受治疗的时间长短不同，发生的药物不良反应也不相同。部分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的时间范围较大。不良反应仍是影响患者依从性、抗病毒疗效的主要原因。

简介：摘要目的了解云南省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者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期间脱失找回再入组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纳入截至2018年12月31日随访状态为失访和停药的云南省接受ART的HIV感染者，通过问卷调查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治基本信息系统"收集患者脱失状态、人口学资料等数据。统计学分析采用χ2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脱失找回再入组的影响因素。结果云南省共有6 075例脱失HIV感染者，其中真实发生脱失5 340例(87.9%)，未及时上报数据发生假脱失540例(8.9%)，无效问卷109例(1.8%)，未上报调查结果86例(1.4%)。5 340例患者中，脱失找回再入组923例(17.3%)，联系不到2 327例(43.6%)，拒绝再入组1 443例(27.0%)，死亡100例(1.9%)，未找自行回来治疗39例(0.7%)，羁押91例(1.7%)，其他417例(7.8%)。参与脱失找回再入组工作的机构包括ART定点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社会组织。各机构对于ART后脱失患者找回方式包括电话、家访和面对面访谈等。不同性别、找回时年龄、感染途径、文化程度、入组至最后脱失时间的脱失找回再入组患者比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6.14、21.26、8.24、17.69、12.75，均P<0.050)。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调整后的比值比(adjusted odds ratio，aOR)＝1.34，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1.12~1.61，P＝0.002]、找回时年龄≤30岁(aOR＝1.78，95%CI 1.25~2.55，P<0.001)和31~60岁(aOR＝1.33，95%CI 1.01~1.76，P＝0.043)、文化程度为小学至高中或中专(aOR＝1.56，95%CI 1.21~2.01，P<0.001)、入组至最后脱失时间>24个月(aOR＝1.37，95%CI 1.11~1.70，P＝0.004)是患者脱失找回再入组的保护因素。结论云南省ART脱失找回再入组工作由多部门参与，投入资源较多，但脱失找回再入组成功率不高。女性、找回时年龄≤60岁、文化程度为小学至高中或中专、入组至最后脱失时间>24个月是HIV感染者脱失找回再入组的保护因素。

简介：艾滋病（AIDS）是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所致的免疫系统损害和感染为主要特征的一组综合征,尚无特效的治疗方法,联合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AART）能明显降低AIDS患者机会性感染的发生和病死率。因HAART需要终身服药，病情稳定的患者在门诊治疗，依从性很难得到保证，如何使患者顺利进行治疗，是临床治疗和护理值得探讨的问题。其中健康宣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简介：摘要目的观察分析护理干预对艾滋病患者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AART)依从性及护理满意度的影响。方法将我院2014年1月-2018年6月收治的艾滋病患者80例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随机将其分为2组对照组和干预组，每组各有患者40例。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咨询和日常护理，干预组患者在对照基础上给予全面系统的护理干预，比较2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和护理满意度。结果干预组患者的依从性为92.5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2.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为95.0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7.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护理干预能够显著提高艾滋病患者HAART治疗依从性以及护理满意度，从而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