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反映了过去二十年来地理学系在文化经济领域的研究成果,评估了一些进展,这些进展与早期支持者所预料的相反。文化经济一直是一个多义词,有时候,它指的是"文化"与经济地理学融合的一类事物,主要关注的是所谓的"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些经验。其他学者将文化经济研究作为一个契机,超越文化和经济的方法论对立,对"文化"和"经济"作为学科的基本分类属性进行质疑。后一种研究路径被广泛运用在对技术、知识和社会的经验研究中。文化经济研究的逆向取径有助于地理学者们跨越原有研究范武的局限,在越来越具有专业化倾向的学科和次级学科领域中形成了令人不安的竞争。风险在于,对日益专业化研究的基础结构进行质疑后,在业已分类、学科固定的大学里,文化经济研究艰难地"谋"一席之地。在结论部分,我将讨论未来的愿景。文化经济的生命力可以通过与热点议题,诸如气候变化、人类生存和城市基础设施规划等结合的方式来接受检验。文化经济的多义性可以通过这些议题来证明构建性的技术中心主义市场"困境"的超越,回答那些关于如何才能让我们城市更"绿色"的乏味假设——相反,文化经济促使民族志在关于人类如何获得、使用、交换和评价那些作为道德伦理和社会存在的物质经济资源的整合。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出现的一大学术景观,就是“中”“西”“马”这三大思想学术传统的对话。时至今日,各方学者都作出了相当的努力,且已产生积极的效果。在现代社会,思想多元化及其良性互动,既是社会合理分化和开放的表现,又是它得以保持生机和活力的关键所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大陆已跨人现代性大门,尚未完成的社会转型也将由于“全球化”与“地方性”的相互转化这一新的时代趋势,被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并将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从而使中华文化的复兴与人类文明秩序的重构高度地关联起来。为了顺应并实现这一客观要求,我们就要大力开发和调动各种思想学术资源,特别是促进“中”“西”“马”这三大学术传统的交流对话,在理论上推陈出新。这里要辨析和解答的一个前提性问题是,“中”“西”“马”的对话何以可能?
简介:"未来主义与政治"这一话题的内容特别广泛、复杂而且充满高度的矛盾性。它关涉的时间跨度至少有35年,蕴含着几百位个人的思想与行动。本文所讲述的是费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FilippoTommasoMarinetti)如何试图在战斗的政治先锋与艺术界的先锋之间打造一种紧密的同盟,来完成他的全面革命和不断革命的目标。作为论点,首先勾勒出马里内蒂从学生时代到创立未来主义运动的政治发展经历,然后指出他的理念是融合艺术与生活,并用一些例子来证明这一点是如何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中实现的。由此进一步扼要地探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创建未来主义政党,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合作),最后是考察未来主义以及未来派艺术在法西斯政权下的命运。
简介:旨在探究小学阶段儿童的混合情绪理解发展状况。以能够引发儿童混合情绪的经典故事情景为材料,对小学1-6年级242名儿童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和测验法进行实验,结果表明:小学儿童混合情绪理解水平存在显著的年龄效应,呈现出随年龄增大混合情绪理解水平逐渐提高的发展趋势。对他人和对自身混合情绪理解差异显著,对他人混合情绪的理解是对自身混合理解的基础,同性质和不同性质(冲突)混合情绪的理解能力存在显著差异。不同性质(冲突)混合情绪的理解能力发展较晚。因此,混合情绪理解能力在小学阶段快速发展,呈现出年龄、理解的对象、情绪的性质三个方面的显著差异。
简介:南非作为非洲的经济强国,在政治变革20年后,宏观经济一直保持着稳定增长势头,社会经济取得结构性进展,并成功跻身金砖国家,国际社会地位日益提升。南非经济保持宏观稳定主要归因于:与时俱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依法治理经济,提高黑人地位,实施立足非洲融入全球的国际化战略。当前南非经济巳陷入低增长、高失业、贫困悬殊的困局,主要面临劳动力供求结构失衡、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支撑经常项目赤字的外资结构不合理等结构性约束。为此,南非必须进行结构性交革,在矿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通过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削减贫困;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以多样化的方式投资南非实业。
简介:11月10—13日在湖北恩施举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湖北省发展战略规划办公室、恩施自治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周南文化沙龙联合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文化室主任朱兵,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秘书长胡滨,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肖安民,中共恩施州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海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吴尚民、副所长余涌等应邀出席开幕式。
简介: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生态的关切日益加深。本文立足中西方舆论对“中国模式”所作的正反两方面的表述,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若干主干价值和事实,对论题进行讨论。本文认为,漠视浸润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的、历史的、有意识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对“中国模式”的竞争性置评终无可能揭示事实的真相。通过对西方“主流”学术思想的批判,本文指出中国发展生态其实就是邓小平称谓的“自己的模式”,如果进一步挖掘对其“是者”的认知,中国发展生态未必就不能成为一种确保全面性、常规性的经济健康、社会和谐、政治民主、文化文明的趋于至善(或人类公认为善)的人类发展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