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形成有其特殊条件，是多种矛盾层累式构造的结果。东南亚各国历史上复杂的政治经济结构、族群社会结构带来的社会矛盾和族群矛盾构成了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基座。伊斯兰复兴运动衍生的极端伊斯兰意识形态以及基地组织在东南亚的扩散和“演进”成为东南亚恐怖主义成长的关键因素。美国发动的全球反恐战争给穆斯林带来选择困境，爱好和平的穆斯林同样需要抵制西方社会对伊斯兰教“污名化”的侵袭，反而为极端组织的成长提供了生命力。因为情势的不同，东南亚各国的反恐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固化了层累式构造的矛盾，影响了反恐行动与反恐合作。

简介：一、问题的提出在德日刑法中,根据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行为通常只要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就成立犯罪,就是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而对行为的量没有要求,即不存在罪量要素的规定。[1]与此同时,我国刑事立法上却采用了特色鲜明的罪量规定,比如盗窃罪中的'数额较大',丢失枪支不报罪中的'造成严重后果',以及滥用职权罪中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等,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关于数额的规定。陈兴良教授指出:'数额是我国刑法规定的最为常见的罪量要素。'[2]

简介：H大学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的'故事',本质上是科层制风险治理问题。通过个案可以深化对科层组织行动逻辑的理解:当遭遇治理风险,其会主动建构风险;面对风险信息处理困境,促发自我保护机制;对于专业的风险评估,心理矛盾;在风险的分配上,倾向于风险转移和规避。责任追究的不合理,不仅会将其风险规避的行动逻辑推向极端,也可能迫于压力在具体个案中胡乱问责。治理目标的置换和相应治理技术的开发,可能进一步导致基层治理的'内卷化'。在当下中国的制度和社会环境中,该问题具有普遍性意义。基层组织往往将风险转移、规避置于治理目标的突出位置,导致治理技术的异化,使风险冲击更加不可控。因而,需要建构综合性的治理框架,嵌入法制系统,增强科层体制面对风险冲击的灵活性和回应能力。

简介：犯罪构成体系不仅是刑事实体法的一个范畴，而且在程序法层面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各国犯罪构成体系的形成及运用和刑事诉讼程序有着密切的联系。针对我国“四要件”构成体系反映到诉讼程序上的弊端，可以考虑引入具有较强程序功能的“三阶层”模式，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特别是审判阶段，“三阶层”犯罪构成体系能发挥出更优于“四要件”体系的程序功能。

简介：核心领导层的演化和运动特征分析，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演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核心领导层的稳定往往决定系统的稳定。从生态论、系统论、控制论的角度分析和解读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层的稳定性，可以发现，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力量增长与核心领导层的稳定都存在显著正相关。

简介：数债务是否基于同一原因而发生？数债务人中之一人是否负有最终责任,均无法用以区别连带债务与不真正连带债务,反而将应是连带债务者评价为不真正连带债务。在连带债务以当事人明示或法律规定为发生要件之脉络下,这项评价矛盾,将显得更尖锐。不仅当事人出于担保债权的目的,而约定连带债务,立法者亦考量到,的确存在着担保债权实现之需求,而制定法定连带责任。连带债务成立规范逻辑结构,乃数债务间存在着担保债权实现之需求,是以规范设计上,势必以同一给付目的、各付全部给付之责作为连带债务之发生要件;以债权人得向各债务人请求全部给付作为法律效果。如此之规范设计,方处在理性之结构之中。

简介：大体上来说,经济学界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解读有以下几类观点。"新供给经济学"的观点"新供给经济学"是最近几年国内新兴的一个学派,发起者主要来自政府相关研究机构或市场机构,他们的学术讨论比较活跃,2013年成立了"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等研究组织。在近期对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讨论中,新供给

简介：偷渡活动并非是新产生的现象。近年来,国际社会对偷渡问题及其防控的关注持续增长。在欧洲,由于希腊特殊的社会、经济、政治、地理位置等因素,希腊的偷渡问题非常独特。引发偷渡现象的因素同时也是引发世界范围内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大量移民运动的部分因素,这其中有推、拉和促进多个层次。偷渡通常由犯罪组织实施,某些情况下也可以由个人实施,希腊偷渡的组织结构及其运行模式,凸显了希腊既是目的国又是中转国。

简介：环境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应对当前的环境危机,我国采取了中央政府动员型环境治理模式。由此,孕育出一套独特的环境治理权力结构样态。该权力结构样态存在诸多问题,包括立法上的制度缺陷和实践中的运行不畅。因此,我国应在详细调查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构建环境治理权力结构的理想样态,即理性、科学的制度体系,并着力提高权力结构的运行效率。

简介：政党自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历史、价值、理论、制度等多个层面,包括价值自信、历史自信、理论自信、执政能力自信、党内制度自信五个方面的内容,并具有凝聚整合、评价导向、激励促化、辐射带动等功能.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自信是马克思主义自信理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从精神上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增强政党自信,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逻辑要求,符合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发展规律,符合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需要,也是优化政党功能的路径选择.

简介：近年来,我国游客在境外抢购马桶盖、电饭锅、奶粉等生活日用品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参与＂海淘＂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一现象引发全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海外抢购、＂海淘＂现象给我国经济发展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要从生产领域加强高质量的供给,减少低效率、低效果的供给,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此,湖南省委、省政府进行了系统谋划和精心部署,近期将出台《湖南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意见》,陆续推出系列措施,不断为湖南经济创造新供给、释放新需求、打造新动力。措施一：＂去粗取精＂去产能。

简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一个重大的改革举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单单是从注重总需求管理向注重总供给管理这样一个简单的关系，更主要的是通过优化供需结构来提高市场主体的效率和竞争力。通过供给侧改革加快优化市场主体，必须以“五大理念”为指导，脚踏实地抓落实，各地、各产业要建立通过供给侧改革加快优化市场主体的路线图，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加快城镇化进程优化城乡结构、加快供给侧改革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优化产业结构是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两大推动力，加快供给侧结构改革必须和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统一起来。

简介：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国内外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发展进入全面转型调整的过程。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从普遍短缺转入普遍过剩,从主要关注价格转向更多关注质量和品牌、信誉,这是一次全面且非常深刻的转型。面对这一深刻复杂的变化,首要任务是防止经济增长失速。2012年以来,我们采取多种措施稳增长,经过几年来的努力,取得了积极

简介：通常认为，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民间法，只对人们交往的非正式秩序发生作用。但民间法作为国家法制订的社会渊源之一，被纳入国家正式法律秩序，也有利于其作用的发挥。那么，民间法结构于正式秩序的方式有哪些？主要有五种，即通过主体自治的权利表达（运用）和权利推定；国家立法的认可和授权；地方立法及其变通；通过法律渊源的法律执行（行政和司法）以及通过契约合作的公共交往。

简介：考察乡村政治的意义在于把握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以及其中的各种权力怎样治理乡村社会。经历革命、改造、改革和转型四次重大历史变迁的后乡土中国，乡村政治的基本性质已从“无为政治”转变为“村官政治”，村官代理着国家权力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中国乡村政治转型并未出现由现代政治体系替代传统权力结构，而是表现为基层权威趋于官僚化，这是国家基层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互动的一种结果。村官政治糅合了国家治理和乡村自治，有机地将国家利益、基层精英利益和村民利益整合起来，在功能上向发展与施惠型政治转变，从而达到了乡村政治在总体上的良性运行状态。

简介：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一种对社会现象的解释方法,对该陈述的不同本体论预设的反思能够帮助我们发现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不同版本。仅以个人的形式就能够对社会现象做出充分解释的强版本方法论个人主义从来没有实现过,尽管作为假定的整体因素常常为论者所忽视。实际上,任何理论的分析都必须从个人和＂非个人＂两个因素同时出发。当然,在具体模型建构中,这两类分析要素应该如何选择和安排,则是问题依赖的。

简介：老子阐发了侯王之道和圣人之道这两种理想政治之道。前者次于后者,后者为理想形态,前者为理想次态。二者皆以以民为本为思想基石,以与道同一为思想原则。老子政治之道具有内在的逻辑起点是人民,终点亦是人民;基点是人民,而其顶点则是圣人。在整体上,老子政治哲学逻辑结构图可谓一个竖立的圆圈。

简介：数字外交是能以一系列新工具为装备的外交形式。外交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观察、分析、报告,然后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目的采取进一步行动。简而言之,数字外交就是利用互联网来达到外交的目的。这种外交的目的同样是收集与分析一国外交政策的处境与重要性的信息,并对此进行交流沟通,确保本国在海外的经济、政治和商业利益并帮助处于危急状况的本国公民。然而数字外交环境为沟通交流以及表达诉求提供了新的方式。

简介：推进结构性改革是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一个重要举措，标志着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在“十三五”时期的重大变化，其战略性、理论性、政策性和操作性都很强。中共山西省委十届七次会议在分析我省“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形势的基础上，也提出紧紧围绕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标，努力破解制约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是以创新供给带动需求扩展，以扩大有效需求倒逼供给升级，实现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互为支撑、互促共进。

简介：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当前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发生“权力分享”乃至“权力转移”之际，亚太地区安全结构的调整尤为显著。一方面，以美国为枢轴的“同盟型”结构经历了由“轮辐体系”向“网络化”的转型，形成了新的同盟、准同盟和潜在同盟的层次化布局；另一方面，以中俄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强化原有的“协作型”安全架构的同时，又通过“一带一路”“欧亚联盟”等战略性倡议重塑亚太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态势。作为亚太地区安全结构中的“第三股力量”，东盟通过对一系列多边安全机制的建设，既为两种大国主导的安全架构提供了对话平台，也已成为实现未来亚太地区整体性安全架构的可行性路径之一。与此同时，由于大国战略竞争的加剧，逐渐侵蚀了东盟聚合力、中立性乃至在整体性安全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未来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解构和重构需要中美找到新的战略共识，并对东盟的中心地位进行“再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