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马克思主义在华早期传播过程经历了晚清时期的最初译介、20世纪初到俄国十月革命前的初步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真正有意义'的传播等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创办党报党刊,积极开展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知识,开始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实践过程。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宣传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萌芽成果。它反映出鲜明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体现了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认清了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作用和基本任务;大胆尝试了全党宣传和全党发行报刊模式,创建了工农通信员制度;并在新闻宣传活动中,创造了独具特色、行之有效的宣传报道方法,展示出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者的优良素质和道德情操。它是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宣传思想的首创成果,具有开拓创新的重大意义,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源头活水。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基本范式有怎样的特征?如何历史地、审慎地讨论这些特征产生的语境和发展脉络,以及主导研究范式所共享的研究假设和其中潜藏的偏差?从上述问题意识出发,基于对代表性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对学界围绕'中国新闻史该如何研究'的主导话语进行症候式的阅读,梳理了近40年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者寻找学术主体性的基本方向与主要思路,即恢复被遮蔽的'报刊自身的历史'。从认识论的角度,将既有研究成果中业已达成共识的历史叙述视为一套需要加以反思的话语体系,同时将未被学术共同体给予充分重视的一些批判性思考并置于聚光灯下,尝试揭示研究者们在重建学术主体性的探索过程中潜藏的认知盲区和理论误区,即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的'政治无意识'。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中的几个典型阐释框架——'跨文化交流论''西方文明论''告别革命论''告别民族国家论'——给予理论反思,旨在剖析知识结构中未经充分检视的'西方主义'心态对历史认知的遮蔽效果。从文化去殖民化的角度,着重探讨了研究者如何在重新认识'东方'同时也是重新认识'西方'的基础上,对知识结构和研究视野进行重校,即沿着'人的解放'和'全球正义'这一主题,在新闻事业自身发展的历史与被压迫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的交相辉映中,找回新闻史研究的学术主体性。
简介:在我们的生活中,一切事情我们都可以用哲学的观点去理解认识和看待,人们生活、存在于这大千世界中就一定包含着某种规律和法则,组成这些规律和法则的基本单位就是哲学的各个思想观点。而文艺作品就是对于我们现实社会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的依据就是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某种问题而进行的探讨,通过艺术提炼加工的手法进行描述,这种反应既是对社会真实客观的写照,同时也包含了一定的哲学思想意义。艺术的本身就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电影《盲山》就是导演李杨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而来的,其中包含众多文艺理论观点,本篇论文就对这些观点进行具体阐述,从中可以看到当代环境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思想和社会的变化以及其背后的哲学意义。
简介:媒介传播与社会伦理价值取向紧密关联。“分配性努力”致力于如何分配别人生产出来的财富而非努力于生产,其伦理实质属于过度经济理性,与市场经济公正、自由、平等的伦理要求相冲突。改革开放前具有组织传播特征的媒介传播与社会运动相伴随,经济理性被压抑;改革开放后的媒介传播向大众传播回归,促进经济理性快速释放,但随之陷入“GDP主义”,宣传职能服务于政绩,营销职能服务于利润,放弃了“生产性努力”的价值导向;在此逻辑中,主流媒介对“分配性努力”事件的监督与警示功能缺失,而人际传播与媒介传播中的精英伦理形象背离,使“分配性努力”行为在人际传播中产生示范效应,至于精英们的媒介化生存技巧,则产生媒介工具化的示范效应。
简介:移动直播行业在过去由于缺乏完善的市场规则,劣质低俗内容充斥其上,网络信息野蛮生长,资本逐利跑马圈地,使得网络主播被污名化。污名并不是一种不言自明的社会现象,而是像多数社会学研究概念一样具有历史性。基于戈夫曼开创性提出的污名概念,通过对网络主播进行长达三年的网络民族志研究,展示网络主播与直播内容是如何促使局外人对他们进行污名化的,从媒介研究领域扩展关于网络主播污名产生于何处、由谁产生以及出于什么目的的问题。通过粗鄙冷嘲热讽的弹幕行为和暧昧挑逗调情的打赏行为两种污名化新媒体使用依赖,揭示移动互联应用技术是如何影响羞耻感的消失。同时以'正能量版块'反污名宣传和移动直播行业的自律公约,显示污名如何作为一种权力形式和自我污名的伦理困境所具有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