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美两国“千禧一代”大学生因个人隐私泄露而遭遇诈骗的问题凸显。敏感数据是个人隐私保护的核心领域。为探索中美大学生对敏感数据的感知及其异同,文章归纳出92个国家和地区定义的全部30种敏感数据类型,并以中国H省和美国I州为例,分别调查两国大学生对这些数据类型的敏感度感知情况,运用T值检验作对比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大学生认为身份证号、财务信息最为敏感;其次是家庭住址、通话内容、生物特征识别信息、手机短信、GPS定位细节、性生活等;认为个人所属民族(种族)等数据最不敏感。(2)美国大学生认为财务信息、通话内容、手机短信、身份证号、电邮内容、GPS定位细节等较敏感,而认为工作经历与表现、姓名、教育背景等不敏感。(3)中美大学生感知的高敏感度数据类型较为一致;中国大学生感知到的平均敏感度高于美国大学生;美国大学生感知的电子邮件内容敏感度显著高于中国大学生。文章运用卡斯特的“网络社会价值观趋同论”对相同点做了分析,不同点则折射出双方文化背景、历史传统、法律规制之差异。隐私法规中分类的“敏感数据”与“千禧一代”大学生感知的“敏感数据”存在一定悖论,法规需不断修订完善,隐私研究也应与时俱进。
简介:社交媒体时代,假新闻的概念所指、生产方式及社会影响,均与大众传播时代表现出本质的不同,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新旧媒介作为技术座架的差异。研究将假新闻放置在人类交流的视野中,探究其与社交媒体的关系,并从主体性、主体间性与人机关系三个维度展开批判,得出如下结论:认知心理层面,假新闻通过一系列文本话语策略对公众实施'远距离操纵',撩拨社会情绪,刺激态度分化以瓦解理性共识;生产关系层面,假新闻规模产业剥削数字劳工,加深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商品化;人机交互层面,机器不仅成为交流过程中的普遍中介,而且自身也成为参与者。机器人假新闻将前两种隐喻的消极后果推进到极致的同时,也造成人类主体性地位的陨落与主体间关系的迷失。社交媒体作为一项技术,为人类敞开的是一个爱欲扩张、事实退场、信息商品化加剧、虚拟与现实生活混淆的世界,其致命弱点在于无法保证沟通与互动的真实性。而它遮蔽的恰是被传播研究长期忽视的'身体'问题。因此,研究认为'重拾交谈'可以视为抵抗假新闻对日常生活干扰的一种途径。
简介:20世纪初,'有闻必录'成为新闻从业者信奉不疑的报道原则,此后风行数十年。逻辑上讲,无论是晚清还是当下,新闻实践活动皆不可能做到'有闻'则'必录'。那么,这样一个字面上不合常理的言说,何以构成近代新闻业极具影响的职业理念?研究指出,'戊戌'之后,政权当局开始强势干预新闻界各项职业活动,从业者日益感受到政治势力的压迫。面对此景,'有闻必录'被新闻界极力呼喊,意在争取'有闻'就可以'必录'的自主性运作空间。加之彼时西方'言论自由'观的传布扩散,更使新闻界此番抗争增添了思想上的正当性基础。该时期,'有闻必录'实际上转变成了'言论自由'的操作性表达,较大程度上实现了以'职权'对抗'政权'的行业诉求,并由此迫使清季民初的政界力量有所收敛。文章认为,'有闻必录'之奠定,彰显了近代新闻界在政治干预下展开弱势抗争的职业心态,且此种心态长期存在于民国中后期的新闻实践中。
简介:邮票作为一种将信息内容、渠道与受众有机结合为一体的图像传播媒介和政府主导发行的有价经济凭证,从诞生伊始就自然形成了高度的政治意义,邮票图像的政治传播功能也远远早于它的文化、艺术和审美功能。在140年的中国邮票发行史中,邮票的图像政治传播功能也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丰富的演进历程。晚清由于封建王权的诸多禁锢,邮票的政治传播功能仅仅局限为政权的符号象征;中华民国创立之后,政府在延续邮票图像政治符号功能的同时,宣传功能也开始萌芽、发展,之后由于多个割据政权的并存,这些政权充分利用邮票这一媒介进一步强化了其图像宣传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基本的工作方法'思想指导下,邮票图像的宣传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成为传播党和国家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意识形态等各领域方针、政策、路线的有力媒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家政策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邮票的文化、艺术功能开始全面发展和繁荣,但这并不意味着邮票的政治传播功能减弱或消弭,而是演绎为一种具有更加成熟政治语义的图像媒介。
简介:我国政府对期刊编排领域的标准化问题重视较早,在1982年即修改采用到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的ISO8:1977Presentationofperiodicals(期刊编排格式国际标准),颁布了GB/T3179—1082《科学技术期刊编排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