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丧服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礼制和封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传统刑事法影响很大。服制是刑事法中定罪量刑的前提和重要标准，服制案件的处理主要从亲属关系的远近出发，以“亲亲”和“尊尊”为基本原则。具体的表现就是以尊犯卑，处罚很轻甚至免除处罚；而以卑犯尊则处罚很重。这是中国古代法律引礼入法、礼法结合的重要体现，充分反映了封建法律维护尊卑等级秩序的主要特征和儒家化、伦理化色彩。

简介：自2000年以来，法国刑事诉讼便进入一段前所未有的动荡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乌特罗案件将法国的审前程序改革推向台前，并直接导致了2007年3月5日《强化刑事程序平衡法》的颁布。从内容上看，改革主要围绕三大主轴，即以保障自由为主轴的先行羁押制度改革、以发现真实为主轴的预审程序改革以及以提高效率为主轴的审前准备程序改革。法国立法者的初衷是在刑事诉讼中建构某种“平衡”，这大抵也反映了法国近十余年来（从1993年起）立法改革的发展脉络。但“平衡”却未必是刑事程序改革最佳的逻辑起点。

简介：<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农业生产力获得了巨大解放。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给农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检察机关为经济建设服务,农村是一个主战场。本文结合江苏的情况,仅就检察机关为农村经济服务的对象、核心及其路子作一探讨。

简介：对中国刑事和解的功能尚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必要。以刑事案件“私了”这一中国本土问题之解决为分析起点，可以发现，中国刑事和解有其独特功能，它不仅有扬弃“私了”这一本土法治资源利弊的潜能，而且有沟通国家法与民间规则以助益刑事法治建设、增强国家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大价值。

简介：为检验轻刑化的趋势和犯罪态势之间的关系，应当准确把握j巳罪态势的内部构造。当前数据显示犯罪态势的特点是犯罪率有明显的增长，犯罪率的增长主要体现在经济犯罪、财产犯罪和过失犯罪等犯罪呈上升的趋势，但是同时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等严重犯罪呈下降趋势、重刑率和监禁刑率也呈下降趋势，总刑罚量得到适度控制，这意味着轻刑化的趋势与犯罪态势是内在平衡的。

简介：我国2010年五机关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在适用程序上进行了系统的规定，但在裁判程序的独立性、诉讼效率、二审程序救济及相关配套制度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目前世界各主要国家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模式主要有审前证据禁止动议、审判之中的审判、声明异议和庭前听证几种，其形式虽然各异，但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考量却具有极大的相似性。针对我国目前的立法及司法现实，应借鉴国外规定，建立以庭前排除为核心，以审中、审后救济为辅助的多层次的程序结构，为排除非法证据提供有效的操作平台。

简介：“皮革喷雾剂案”是德国刑法上处理不法集体决策问题的重要转折点。传统理论在区分被告入行为基础上分别予以归责的方法，在联邦最高法院那里转变为双层次的“结合公司的考察方式”，因为与个人决策不同，不法集体决策的归因和归责与组织体的内部分工密切联系在一起。“皮革喷雾剂案”在因果关系和客观归责等方面提出了诸多重要问题，探讨该案对我国追究食品、药品安全等犯罪中不法集体决策的刑事责任也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简介：对未成年人进行人身危险性评估可及早诊断其危险程度和危险类型,从而及早干预和矫治。本研究选取北美应用广泛、信效度俱佳的青少年服务等级与个案管理量表（YLS/CMI）为工具,以北京和郑州两地未成年犯管教机构的105名未成年犯为样本进行未成年人危险评估研究,提出了两个研究假设,最后均得以证明成立,并最终提出了对YLS/CMI的修订意见。从本研究可看出,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可以借助科学制定的评估工具予以评估和预测的,我们可以设计此类工具开展人身危险性的评估研究,此类研究更适合通过追踪研究予以完善。

简介：对非身份者认定为受贿罪共犯，既要符合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也要符合“两高”《意见》的规定。“特定关系人”成立受贿罪共犯必须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必须有共同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

简介：故意杀人罪是最为严重的暴力犯罪，也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罪、多发罪。本文故意杀人罪总样本数为493，犯罪人493人，平均每案例造成1．1人死亡，平均宣告刑量为23．75年。在493例样本中，有120例样本属于“基本故意杀人罪”，平均刑量为27．08年。在总样本中，杀死人偿命者仅占49％；杀死两人或以上的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率则高达85．2％。累犯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率高达81．6％；犯罪后自首的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率仅为22．6％；被害人有重大过错的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率仅为10％。

简介：刑事和解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并得到法律界的广泛认可，但“赔钱减刑”的错觉及由此引发的负面效应影响了刑事和解的社会效果。重庆市武隆县检察院公诉环节轻微刑事案件和解实践为突破困境提供了素材，是树立现代司法理念、明确结案方式、完善立法依据、建立跟踪监督机制等刑事和解对策的有益探索。

简介：刑罚无疑具有预防犯罪的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犯罪人作案前对刑罚风险的主观估计，而犯罪人自身对刑罚认知上的偏差，会影响刑罚预防价值的发挥。传统上，青少年犯罪常被认为是一种“不计后果”的犯罪，其实犯罪青少年对刑罚风险的感知、判断并不弱于其他犯罪人，刑罚对青少年犯罪仍有重要的预防作用，只不过其作用的大小因犯罪青少年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有所差异。另外，一些相关因素，也造成了刑罚对部分犯罪青少年预防作用的“缺失”。

简介：刑事和解在于综合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互为依托而共同治理犯罪，加害人有进行赔偿并争取谅解的权利，被害人有获得赔偿和进行谅解的权利，司法机关掌握刑事和解的最终处分权。刑事和解有限性在于，犯罪客体框定了刑事和解的边界，刑事责任为保障民事救济让步有限，民事责任填补功能，以及惩罚与预防犯罪的功能均有限，刑事和解应保持惩罚与预防总量的平衡。刑事和解是“民事合意”与“刑罚减轻”间的协调，其中民事合意在范围、内容以及赔偿上均有自身的限度；刑罚减轻有自身的规则，但受到刑事和解有限性的严格拘束。

简介：法官自由裁量权往往会屈从于地方权力的要求，司法实践一直有扩张适用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冲动，加之法官素质的区域差异，还未形成理念一致的法律共同体，会加剧同案不同判的司法割据状态，有违公平正义。所以，希翼通过法官解释限制非法经营罪的路径不可取。以城市违法建设出售行为为例，深度解读历年相关司法解释，总结并尊重司法解释在长期演进历程中形成的审慎传统，不允许法官解释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统一交由司法解释做出解释，有利于司法统一和司法独立。

简介：就法律传统而言，大陆法系的相关制度对我国影响颇深，我国对之排异性小、吸收度强。围绕刑事简易程序设置，大陆法系各国普遍适用处罚令及类似程序，借以消化了占比很大的轻微刑事案件，为我国正在推进的速裁程序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镜鉴。本文重点研究了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的处罚令制度在适用范围、程序启动、案件处理方面的特点，对照出与我国速裁程序的差别。同时观察我国的速裁试点情况，厘清速裁程序之完善应更加强调以效率为价值取向，紧紧围绕这一目标提出了改进措施，如扩大适用案件范围、取消庭审改为书面审、实行一审终审、加大监禁刑的适用比例等。

简介：刑事和解机制作为一项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新型刑事案件解决机制，较好地实现了被害人、加害人、国家及社会利益的契合，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认同，但由于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各地的探索实践不甚统一和规范。相关保障制度的缺乏，也导致刑事和解机制难以实现最大效能。针对这些问题，可以在现行法律框架范围内，积极健全完善。

简介：沿用“鉴定意见”法律称谓的“两个证据规定”规制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体现实体真实和程序公正的价值取向。相比于两大法系司法鉴定（专家证言）证据能力规则体系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决定》，“两个证据规定”运用逆向的方法，通过鉴定证据排除规则初步构建了我国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规则体系，对作为刑事诉讼中的鉴定意见进行系统规制。而要实现司法鉴定的应然价值，就必须依据现有的规则体系对鉴定意见进行审查判断，以阻断冤假错案的发生。

简介：刑事抗诉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长期以来，刑事抗诉普遍存在抗诉数量不多、力度不大、效果不佳的现象。通过对抗诉案例的实证分析发现，抗诉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表现为：抗诉的理由阐述不充分、案件分歧的焦点抓不准、检察机关上下级之间没有形成合力以及审判机关内部的请示制度的影响，等等。提高抗诉质量，增强抗诉效果，应当强化监督意识，完善刑事立法，准确界定抗诉理由以及普遍适用量刑建议等。

简介：法庭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首要职责，需借助于控辩双方提交到法庭的证据，做到兼听则明。实证研究表明，法官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持着既怀疑又支持的矛盾态度，这使得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制度价值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受到折损。从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考察，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制度有效性缺失，在于其与刑事司法制度整体价值发生疏离，而且与国家权力体系没有形成制度性认同机制。为使裁判者真正获得来自辩护方的证据，需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建设方面共同改进。

简介：2008年6月1日我国首部《禁毒法》正式实施，该法取消了劳动教养戒毒，将强制戒毒和劳教戒毒统一为强制隔离戒毒，这对于我国延续50多年的劳动教养制度是一次巨大冲击，也是《禁毒法》中一项重大立法突破。从目前广西强制隔离戒毒现状看，尚存在较多突出问题，凸显强制隔离戒毒跟进检察监督机制的必要性，进而探索强化检察监督的现实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