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福建省林业检察系统开展综合治理工作已持续10年。在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和检察院领导的关怀和指导下,在林业主管部门和林业公、法机关的大力配合下.遵照中央开展综合治理的精神,紧密结合林检业务,发挥林检部门的职能作用,为稳定林区治安秩序,减少林业犯罪,保护森林资源,开拓林区经济,

简介：在审委会讨论案件逐年下降的背景下，院庭长讨论案件成为一种重要的司法决策方式。院庭长讨论案件机制在现阶段有其合理的一面，如刑事审判的诸多特征为院庭长讨论案件机制的存在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院庭长讨论案件机制承载了一定的功能，同时，司法腐败等因素的存在决定了院庭长讨论案件机制的现实必要性。但院庭长讨论案件机制不符合刑事司法的运行规律，且其规制刑事裁判权的功能有限。未来对其的改革可以从长期和短期两个方面来考虑。

简介：当前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基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各种利益相互冲突等因素,检察机关所面对的社会矛盾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与态势。承担着社会矛盾化解任务的检察机关必须立足法律监督职能,积极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全面加强社会矛盾排查预警工作,积极推进从源头化解社会矛盾工作,方为治本之策。

简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我国治理金融犯罪的实践,从政策和模式上都选择了金融管理本位主义,而现在应该转向金融交易本位主义了。为此,需要将＂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与＂金融诈骗罪＂的立法模式改为＂破坏金融交易秩序罪＂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模式,需要从国有金融机构保护主义转向平等保护主义。与此相适应,应当摈弃单一刑事主义,而采取综合治理主义。当务之急是对交易型金融犯罪的刑事政策和治理模式从严苛转向宽和,从消极预防转向积极预防。

简介：检察机关的职权与功能，决定了基层检察院必须设置科学合理的工作机构。尽管当前基层检察院内设机构基本适应检察权运行的需要，但还存在机构设置依据不够充分、程序不够规范等问题，这与机构职能定位不准、管理模式行政化、法律规定过于原则、过分强调内部监督等原因有关。基层检察院内设机构的重构，应当体现权力配置的一般规律和检察权的特殊规律，同时遵循法治、协调原则，统一设置职务犯罪侦查局、公诉局、批捕局、诉讼监督局、检察事务部和检察政治部的“四局两部”制模式。

简介：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是党中央于八十年代初总结历史经验后提出的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方针。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两个《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对政法机关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检察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在过去十年里,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积极参加综合治理工作,取得了较大成绩。在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必须明确认识,分清职责,采取积极措施,投入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项庞大的社会工程之中。

简介：<正>不断深化对综合治理工作的认识,强化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观念党中央把综合治理工作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之一,摆到了全党面前。工作实践使我们体会到,要真正把综合治理工作纳入检察机关的重要议程,摆上检察工作的重要位置,关键在于不断深化对综合治理重要性的认识,强化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观念。

简介：<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党中央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整顿社会治安的总方针,是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当前在全党、全社会全面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形势下,深入探讨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要渠道和基本方式,对于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进一步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整体工程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明确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渠道和方式,是充分发挥检察机关职能作用

简介：刑事和解机制作为一项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新型刑事案件解决机制，较好地实现了被害人、加害人、国家及社会利益的契合，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认同，但由于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各地的探索实践不甚统一和规范。相关保障制度的缺乏，也导致刑事和解机制难以实现最大效能。针对这些问题，可以在现行法律框架范围内，积极健全完善。

简介：讯问犯罪嫌疑人在审查逮捕制度中具有重要意义，这得到了检察机关话语层面的认可。调查发现，讯问并没有达到话语层面的强制性要求，是否讯问以及如何讯问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具体讯问侧重于获取有罪供述，但也兼顾核实案件事实与证据的疑点；整个讯问过程权力化色彩浓厚。此种状况有其内在原因，难以作出否定性的评价。未来应该从权力正当性的角度关注讯问的制度意义，并由此进行相关制度的改革。

简介：面对刑事案件量激增的社会现实，为实现案件的有效分流，更好地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对轻微犯罪切实贯彻宽缓刑事政策，浙江省绍兴市基层检察机关进行了认罪轻案程序改革，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要构建独立的中国式认罪协商制度，必须修改《刑事诉讼法》，建立全面的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制度，明确适用认罪协商案件的范围，赋予认罪协商以明确的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