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世界各国刑法的反恐立法,具有浓烈的叙事性色彩,显性或隐性地贯彻＂敌人刑法观＂,为迎合被害人和公众而进行象征性回应。基于严密防御恐怖犯罪的保守策略,刑法反恐立法重塑了有罪本质和潜藏于刑法体系下的打击目标,重构了安全保护之实现方式,改变了刑法立法正当性的根据。高压打击和严密防御策略对控制恐怖犯罪具有积极意义,但其以＂安全＂为帅,不顾刑法基本原则的一致性,进行非理性扩张,不断挤压和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导致其越界。在法治语境下,以刑法这种法律手段反恐必须守界：在合法性诉求上,必须受宪法的约束和限制;在宏观层面,应遵循法治精神,谋划正确的指导理念,追寻德性以矫正和消解不断膨胀的工具性价值取向;在微观层面,既应针对恐怖行为的共性,构建一般性限制原则,又应针对不同恐怖行为进行类型化,重视其个性,构建特殊限制原则。

简介：公司自治的法律边界是规范公司治理行为的重要内容。公司自治的法律边界可以从其实体法、公司章程和法律救济等三个方面进行划定。实体法介入的主要改革思路是减少实体性规定，增加程序性强制规范的适用范围。公司章程约束的主要完善对策除了要增加章程的类型，提高章程的灵活性外，更重要的是要合理分配股东会与董事会的职权范围，固化股东权利。法律救济的完善则应着眼于商事审判理念的确立、经营判断规则的引入和专任商事陪审员制度的建立等几个方面。

简介：网络监督无疑已经成为中国民主进程中不可忽视的言语力量,网络监督在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也体现出相当的局限和混乱——公法领域存在的弱化和局限以及私法领域表现出的行为与言语上的失范。有鉴于此,我国网络舆论监督应遵循一定的法律边界和相关原则。

简介：知识产权的外部边界在哪里？内部边界又怎样划分？知识产权法与其他法律之间,以及知识产权法内部之间有没有明确的边界？如果有,在哪里？如何划分？如果没有,需不需要明确划分？如果需要,为什么？有没有可能划分清楚？如果不需要,又是为什么？有什么好处？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并且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本文旨在把这些＂混乱＂的境况呈现给读者,由此激发大家一起来分析产生这个境况的原因,并探讨改变这一境况的可能之方案以及知识产权未来发展的前景。

简介：私力救济是指权利主体不借助于公力，单纯依靠私人的力量保护与实现权利的方式，私力救济的制度化是符合社会实践的立法选择。民事私力救济边界的制度重构涉及民事私力救济制度边界、正当性边界的双重制度建构。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当以私权的保护与实现为中心，采取一般条款与类型化规定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在法律技术层面，遵循体系化和可操作性的要求，通过法律政策考量和制度创新，促进私力救济理性规则秩序的建立。

简介：由于事权财权不匹配等原因，加强地方财政自主权已成必然之势。不过，地方财权的制度建构应基于中国自身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充分考虑到中国国家治理、宪制框架以及财税法自身的功能特性，还应注意制度协调和地方利益平衡等因素，这些方面均会不同程度形成对地方财政自主权的约束。考察这些约束条件，有助于从反方向明晰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避免制度建构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简介：隐私侵权抗辩是合法侵犯个人隐私的正当理由，包括三项：信息已披露、公共事件和公众人物。信息已披露意味着“再传播”原则上合法，但受“被遗忘权”的限制。公共事件关涉公共利益，公众有知情权；刑案记录构成公共事件，犯罪人原则上无匿名报道权利；采访自由、报道自由等言论自由合法触及隐私利益时亦应有度。公众人物私生活原则上应受保护，例外才不予保护，尤其是图像报道而非文字报道时应更为慎重。公众兴趣和公共利益均非抗辩，但后者是公共事件和公众人物两项抗辩的深层理由和衡量标准，公共利益（信息利益）与隐私利益在个案衡量时应考察信息主题、利害关系人公职身份和知名度、侵害方式、侵害领域等八项因素。

简介：权力与权力主体的特性表明合理界定权力边界具有必然性与必要性。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与政府经济权力缺乏合理的界定相关。政府经济权力的边界包括价值边界和事实边界。首先，经济权力的产生动因以及控制经济权力的目的表明政府经济权力应当以经济权利为价值边界。其次，市场容量和社会容量的客观存在表明政府经济权力所辐射的经济领域包括涉及国计民生的经济领域、市场机制失效的领域以及经济自治力量所不及的领域。同时，政府经济权力的行使应当遵守法定性、公开性、中立性和可诉性规则。

简介：我国东北某省的地方性法规明确规定“气候资源归国家所有”，这一规定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质疑，认为国家权力不合理地剥夺了公民的私权利。这涉及国家权力边界的问题。现代国家权力的设置以保障公民私权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因而国家权力不得侵犯不涉及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个人自由，并须具备充分的目的合理性；国家权力的设置与运行还应当遵循“权力法定”的法治原则和正当法律程序；最后，国家权力的行使还应当与义务和责任相对应。气候资源相对于人类目前的开发和利用能力而言仍然是缺乏竞争性的无限资源，在无限资源之上设置所有权制度不具备合理性；由地方性法规规定气候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制度，直接违反了《宪法》、（《立法法》、（（物权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的规定，立法程序也不够公开、透明。此外，“气候资源归国家所有”的规定还意味着政府需要对气候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害承担赔偿或补偿责任，为政府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总之，“气候资源归国家所有”的规定超越了国家权力的边界，是一项不合理的立法规定。

简介：如果将经济法的运行置于整个社会场景下，道德、科技以及市场自发规则都是决定经济法运行的“社会事实”，由于经济法是回应型法，那么经济法行为运行的边界也应当因它们而定。从法社会学的角度分析经济法运行的边界，可得出的几点启示是：经济法运行的目的范围应包括促导其他机制功用的充分发挥；经济法介入经济生活的时机不宜超前；经济法边界应当是开放而非封闭的，各种机制之间可平滑过渡和适时替代；对经济法行为边界的限制不是对“小政府”的强调，而是对“责权一致”的践行等等。

简介：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为行政权力介入不正当竞争行为设定公共利益限制，造成实践中可能侵及到私人权利领域。通过对六个典型国家（地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分析，发现绝大多数国家对不同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按其性质采用了不同的规制方式：对于仅涉及经营者之间侵权纠纷的，多数国家只规定了私法救济途径，行政机关并不介入；埘于与竞争秩序关系紧密，与消费者权益维护相关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行政机关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国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对不正当竞争行为采用分类规制，正确认识行政权力在维护正当竞争秩序中的作用。

简介：

简介：政府对信息的保密在最近20年成为了公众经常关注的一个议题。1969年对柬埔寨的轰炸是对公众保密的，1985年对格林纳达的军事行动也是如此。水门事件的丑闻暴露了一系列政治领域未为人知的滥用职权行为，其中既有国内事务方面的也有国际事务方面的。信息自由法的制定是为了限制政府对信息的控制，但是该法的制定难以保证一切重要的政府活动和决策的公开。据称是由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获得政府信息的权利常常被拒绝。

简介：转型时期的中国正面临更加复杂和多样的社会问题，核心问题是控制日益表面化的利益冲突。法律对利益冲突的控制应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用立法建立起服务于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利益整合制度，分配利益，保障利益和协商利益，在宏观上防范利益冲突的发生；二是用司法建立合法利益的救济机制，抑制非法利益，平衡合法利益，包容法外利益，在微观上解决具体的利益冲突。

简介：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是我国现行的重要刑事政策，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掌握和运用正确的法律适用思维方法、死刑条款解释方法、死刑情节选择方法和死刑裁量控制方法，对于实现死刑控制目标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简介：现行《立法法》将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主体扩大到设区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行政规章的制定主体扩大到了设区的市政府.这对于各地方通过行使地方立法权,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现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平衡固然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通过对宪法文本的观察和解释,发现宪法构建的地方立法体制是另一番格局.地方立法形式包括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决议,地方性法规制定的主体限定在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性决议的制定主体则包括各级地方人大,没有授予地方政府以行政规章制定权,并原则规定了地方立法的监督体制.故立法者有必要在尊重宪法文本的基础上,重构地方立法体制.

简介：行政计划是行政的一个新兴的重要领域，行政计划行为是行政的一种新的行为模式。为防止计划行政权被滥用，必须将这种权力纳入到法律的监督和控制之中。对行政计划实行法律控制，正成为一个明显而紧迫的问题。

简介：如何控制死刑问题已经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从各国的实践来看，控制死刑主要包括实体控制与程序控制两种路径。尽管通过宪法或者刑法可以对死刑控制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通过实体控制死刑，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性。相比较而言，通过程序控制死刑，则具有明显的优势。在中国目前无法全面废除死刑而实体控制又存在较大难度的情况下，通过程序控制死刑应是明智之举。

简介：所谓荫亲,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利用公权,对自己的亲属、亲戚、亲友和其它关系密切的人进行荫庇、荫护、照顾和其它法外施恩、施利的行为。荫亲行为常与行贿、受贿和贿赂介绍行为亢瀣一气,结党营私,成为贪污贿赂犯罪的孳生地,而且因人易法,严重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所以为古今各国法律所禁止。各国对公职人员贿赂犯罪的荫亲控制,主要是以各种回避制度来实现的。而且回避制度一直是古今中外各国长期实行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廉政制度,各国控制贪污贿赂犯罪的极其重要的法律措施。值此我们党和国家决心惩治腐败、反腐倡廉之际,研究古今中外的荫亲控制制度及其运作过程,对于建立和健全我国的廉政法制体系是大有裨益的。我国自东汉以来历

简介：临床医疗费用控制属系统工程,其控制对象、环节、因素是多元的,但对医疗服务供方医疗行为的控制仍是控制之中心。需方的习惯心理与道德风险、医疗费用结构与医疗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均是影响供方医疗行为的外部因素,需予以制度性克服。应从建构医生处方权独立行使保障机制、建构供方医疗行为程序控制机制、建构破解"内部人控制"的约束机制来对供方医疗行为进行法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