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终结了清末的君主立宪。面对新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如何巩固资产阶级新政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抉择这一重大问题上,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参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选择了法治模式。

简介：在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后来的社会发展中，法学知识特别是宪法学知识以其特殊功能发挥着引导、诠释与促进的作用，成为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价值时不可或缺的因素。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在频繁的立宪活动中，宪法学知识不断积累和发展，呈现出与革命之前不同的形态，并在长期的演变中体现着知识的延续性与中国学术传统。辛亥革命所开启的民主共和国意义上的宪法学知识传统与发展道路，对于今天的宪法学研究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简介：辛亥革命之前，梁启超在“中央集权／地方自治”的框架下，强调了地方自治的价值与功能。在辛亥革命期间，梁启超针对“各省独立之事实”，在“单一制／联邦制”的框架下，论述了建立单一制国家的必要性。梁启超对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认同，是中西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其西方渊源，主要是经日本人转手的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其东方渊源，主要是古代中国的法家思想。梁启超希望借助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列国激烈竞争的环境下实现富国强兵、救亡图存，体现了一个中国式“反联邦党人”对于国家结构以及国家建构皓想象与期待。

简介：本文梳理了胡适与厦门大学及前后两任校长的关系,发现了一些新史料。特别是由鲁迅在厦门大学期间的议论,分析了鲁迅及"胡适派"文人行事作文的不同风格,同时对鲁迅关于厦门大学的评论进行了辨析和重新评价。

简介：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等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文中大声疾呼；“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他认为，这是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由于小说对读者有“熏”、“浸”、“刺”、“提”的作用，“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所以说，“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他郑重的提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著名作家吴趼人曾这样描绘梁启超发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后，当时小说界的群

简介：本文在介绍了罗伯斯比尔关于人权的基本观点后，分析了罗伯斯比尔人权观中存在的内在矛盾，并结合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背景着重探讨了导致罗伯斯比尔人权理想和人权实践形成巨大差距的原因。本文认为造成罗伯斯比尔人权观的悲剧既与其思想中存在的民粹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密切相关，也与那时的人权是一种人权革命后的人权和革命中的人权这一事实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

简介：改良与改革是同义词，洋务自强是经济体制改良，维新变法与晚清新政是政治体制改良；改良是民族发展之常态，革命是非常态；改良遇到大阻碍才含爆发非常态的苹命，但革命后能迅速转入常态．的民族才是有福的民族，“永远革命”则是民族之大不幸。

简介：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弘扬辛亥革命精神，进一步推动我省法理学研究的创新发展，“辛亥百年中国法学进步与制度构建”研讨会暨广东省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2011年学术年会，2011年12月17日上午在暨南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召开。省法学会副秘书长李皓平、研究部主任薛晓光，副调研员李万锡出席了会议，全省高校和实务部门从事法理研究的专家、学者40余人参加了会议。

简介：11月12—15日，中国婚姻家庭法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2011年年会在厦门市召开。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秘书长林中梁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省法学会副秘书长谢美琴到会致辞。会议选举出中国婚姻家庭法研究会的会长、副会长及理事。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蒋月当选为副会长，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何丽新、福建江夏学院教授吴国平当选为理事。

简介：《大清新刑律》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西化的刑法典，它的“新”不仅体现在采取了西方刑法的基本制度，贯穿了资产阶级刑法的基本原则等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导致了法律背后的伦理的变化，是法律的精神革命。研究沈家本与这场伦理革命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沈家本对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贡献以及其历史局限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性质和使命的进一步认识。

简介：<正>成人公安司法院校大专层次的中国革命史课程应如何施教?这是有待研究解决的一个教学难题。由于这一层次的学员思想比较解放,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知尚少,对各种社会思潮缺乏独立的辨别能力;他们具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一定的了解,但往往以此为满足,对历史的重大关节和深层次的问题认识肤浅,对曾经流行的对党的历史和现实的种种非议和责难,真假不分,甚至误假为真。同时,因为中国革命史的历史跨度长,内容范围广,而教学时数少(我院安排50节课),如果按照课本的内容逐章逐节往下讲,就势必如走马看花、蜻蜒点水,就无法解决学员存在的种

简介：4月28日，厦门市法学会召开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李清林，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何立峰出席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厦门市法学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常务理事；厦门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陈炳发当选为新一届厦门市法学会会长。

简介：4月18日至19日，由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厦门大学法学院和福建省法学会法理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第五届全国法学理论博士生论坛在厦门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中国法治的科学发展”。张文显、朱苏力、郑成良、孙笑侠、葛洪义、黄文艺、宋方青等法理学家和来自全国重点法律院校的法学理论博士生以及省法学会法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共80余人参加了本届论坛。

简介：2009年12月27日，福建省法学会经济法学专业委员会在厦门大学法学院召开研讨会。省法学会经济法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和来自厦门大学、福州大学、华侨大学、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宁德中级人民法院、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等单位的30多位专业人士围绕反垄断法与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法的实施问题展开研讨。省法学会经济法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卢炯星主持研讨会。

简介：当前，我国已进入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大量的矛盾纠纷以司法诉求的形式涌入法院。面对法院案多人少、纠纷复杂的困境，如何应对这种诉讼爆炸的情势，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传统审判专业化、公平与效率的抽象理念越来越难以满足目前的司法需求，新的形势呼唤新的审判管理理论的诞生。根据经济学“集约化”理论创建的“集约化”审判管理理论，对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缓解当前案多人少的问题，提高司法质效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简介：11月1O日、11日,“中国法学会保险法学研究会2018年年会暨常设亚太保险法国际论坛”在厦门举行。本届会议由中国法学会保险法学研究会主办,厦门大学法学院承办。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任海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政法委委务会议成员、政治部主任、省法学会党组成员邓佳文,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欧岩峰分别在会上致辞。大会开幕式由中国法学会保险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任自力教授主持。来自中国、美国、新加坡、日本、韩国2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简介：中国共产党建政后所制定之五部宪法性文件中，八二宪法最为特别：《共同纲领》和五四、七五、七八宪法都是革命宪法，这一点充分体现于其序言，它们均立足于革命历史叙事，而以革命证成统治之正当性。由此正当性论证，则确定国家了基本政治精神：继续革命。这样的继续革命必定是对中国文明的革命。八二宪法则与上述四部宪法有明显不同，最重大的区别，已由该宪法序言第一段表达出来：“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本文旨在疏解八二宪法序言第一段之大义。本文从本段宪法序言中梳理出中国历史条款、中国文化条款和中华各族人民条款。这三个条款，在政治上承认了文明相对于革命之优先性。由此，统治正当性的论证部分实现了从革命到历史连续性之转移。对中国文明的继续革命失去了正当性。这三个条款部分实现了国家的政治精神从继续革命到文明之转换。正是这一新的宪法精神改交了权力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国家权力不再凌驾于文明之上，法律不再凌驾于生活之上。相反，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顺承国民的生活，对民众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保持开放。由此而有了人们以“改革开放”一词所描述的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来的制度变迁。就其实质而言，改革开放是中国文明之复兴。从宪法技术上说，由于放弃了继续革命之宪法精神，与此前宪法的短命不同，八二宪法也就具有生长之品质，而得以不断修订，始终具有效力。宪法序言第一段也敞开了中国未来进一步变革的可能性。

简介：11月3日、4日,由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主办,厦门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承办的“新时代知识产权法治论坛一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2018年年会”在厦门大学举办。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苏军,省委政法委委务会议成员、省法学会专职副会长何晓清分别在会上致辞。开幕式由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会长刘春田教授主持。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国外的80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新时代知识产权法治论坛”的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研讨。

简介：在环境公共决策中，环境信息的公开是公众参与的前提。厦门PX事件的发生，昭示着该项目环评中以环境信息公开为前提的公众参与的缺位，并进而影响到环境公共决策的正当性。从PX项目环评审批，到公众事后的强烈反对，以及厦门市政府的消极应对，公权力是以刻意规避环境信息的公开来隔绝公众参与的。然而，信息化时代的信息封锁很难维系，环境公共决策需要政府与公众之间双向信息沟通，而这恰恰考验着正在进行中的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的环评。

简介：从在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这段时期婚姻自由的法律表达展现的是红色农村地区对共产党人法制实践的接受和反应。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时期不仅进行暴力革命,建立割据政权,同时还开展一系列社会革命,其中就包括对婚姻制度的改造。革命时期对婚姻制度的变革既是对封建制度的消解,也是现实革命动员的需要。文章通过对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法律表达的分析,阐释革命与法律的互动和冲突及其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