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15年,云和县人大常委会在财政存量资金问题特定问题调查基础上,继续发力,开展针对固定资产的特定问题调查,进一步巩固国有资产安全与完整,把人大刚性监督落到实处,不让'硬'监督'软'着陆。人大是国之重器,不鸣则已,鸣则掷地有声。近两年,一声惊雷响彻云海缥缈的云和大地。面对家底不明,土地不实,云和人大利剑出鞘,直指要害,通过特定问题调查,摸清了沉睡的资金,找到了遗忘的国土。

简介：宗教财产类型变动,本质上属于将局限于特定家庭成员或者亲属为宗教用途而使用的宗教财产,经过法定程序转换为提供给不特定的相同宗教信众或者公众使用的宗教财产。该宗教财产的法律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私有财产变动为公共财产,从可继承可处分可强制执行的财产变动为不可继承不可处分不可强制执行的财产,从完全属于私人财产自由范围内的财产变动为属于受到政府和信教群众监督和管理的财产。在此类型变动中,应当由捐献人在捐献之前以合法方式对该宗教财产的利益相关者（法定继承人、债权人、抵押权人）做出保障。

简介：保险业是一个专业性较强且受到严格监管的领域,其在适用反垄断法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不宜采用行业豁免的做法,而是应采取行为豁免的方法,即保险业原则上仍应适用反垄断法,但对于保险业所存在的某些特定的保险经营行为可给予反垄断豁免。应在反垄断执法机构与保险监管机构之间建立起协调机制,以保障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简介：以刑事申诉检察业务为立足点,着力于司法瑕减的研究,结合复查刑事申诉案件中发现的司法瑕减展开论述,从刑事申诉案件中司法瑕减的认定、产生原因、危害后果以及如何预防司法瑕疵的产生和司法瑕疵处理的补充完善意见入手,以期为刑事申诉案件中司法瑕减的科学认定提供理论支撑.

简介：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下,跨境数据流动正成为国际贸易的关键平台,数据处理的商业和技术环境也正发生根本变化。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出于不同原因限制跨境数据流动。聚焦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规制中的三个焦点问题——跨境数据的自由流动与合法政策目标的矛盾平衡、跨境数据流动规制的路径选择以及涉及国家和政府部门的数据的跨境流动规制,分析相关国际贸易规则的未来走向,并对我国的应对提出建议。

简介：代理是一种依他人的独立行为而使本人直接取得其法律效果之制度。表见代理被认为是广义无权代理的一部分，学界对其构成要件一直颇有争议。在法理上对本人可归责性进行分析，是将其归为表见代理之特殊构成要件的正当基础。在表见代理制度下，可归责性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过失；而只是从结果出发，认定其应该承担不利后果的一种根据，有时甚至与过失无关。结合民法公平正义理念，从表见代理的价值入手，并结合实证方法，可以在保护本人利益和维护第三人权益及交易安全的价值衡量上寻找到平衡点。

简介：大学章程是大学治校的＂宪法＂,是大学自治的根本保证,是依赖于多元参与和多元治理的软法,是防止外部干预的＂分界线＂。我国公立大学章程制订过程中,在制订主体、章程内容、权力制衡、制订程序方面存在争议,已制订出的章程呈现出个性不足、重大关系处理模糊、权利保护不周、立法粗陋的缺陷,同时缺乏,全方位的监督和外部保障、救济手段匮乏,对此,应当树立多元参与、权力制衡、社会救济为主、细致立法的大学章程立法理论。

简介：公告类离婚纠纷案件是一类较为特殊的案件,其不仅对于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采用了公告送达方式,而且该类案件较其他公告类案件而言除公告送达风险外,还有一层裁判风险——裁判离婚的不可逆性,因此对于该类案件的裁判应持谨慎的态度.对于不符合离婚条件的,可以直接判决驳回离婚诉讼请求;对于符合离婚条件的,虽可以裁判离婚,但需法官本着对案件负责的精神慎重处理,对于证据严格审查、主动调查,对于离婚涉及的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予以谨慎对待.

简介：南海仲裁案关乎我国南海诸岛及其海域的主权与主权权利,寻求法律应对,降低该案结果可能对国家合法权益的损害为目前研究的关键所在。针对南海九段线合法性,我国可通过国家实践丰富＂历史性权利＂的内涵与外延,适时表达南海九段线内水域＂历史性权利＂的法律确信并利用权威公法家学说的功能阻断对南海九段线性质的不利认定;针对岛礁法律地位,可增加部分岛礁的人类活动,通过常规巡航加强对南海岛礁的有效管辖,适时公布南沙群岛的领海基线;资源开发方面,以共赢为目标进行有序＂共同开发＂;环境保护方面,积极引领以《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为基础的南海环境合作机制,加快建立南海海洋保护区。我国有必要通过积极有效的法律应对,构建符合历史事实、顾及区域共同利益的南海法律秩序,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简介：上海自贸区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策略，给对区内过境货物的知识产权保护造成了问题。从国际环境以及自贸区发展战略出发，对于区内过境货物应当采取较为严格的执法措施，并且从自贸区内开始，逐步提高我国知识产权实体法保护水准。在具体措施方面，要建立高效统一的海关、行政执法流水过程。以自贸区示范效应拉动我国创新型经济的发展。

简介：一、引言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时增设＂庭前会议＂制度[1],立法初衷是＂在控辩双方的同时参与下,法官就案件程序问题集中听取意见的制度,有利于明确庭审重点、提高庭审效率、保证庭审质量。＂[2]然而,一款篇幅（《刑事诉讼法》第182条中第2款）的规定只能粗略勾勒庭前会议的基本框架,粗放型立法模式使得该制度缺乏系统闭合性与可操作性。

简介：我国公务执法行为不规范的现象普遍存在,冒充执法人员诈骗的案件也频繁发生,这导致司法实务中经常出现执法相对人对公务行为的合法性产生认识错误的案件。对这一问题的处理结论,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的界限,因而具有重大实务意义。公务行为合法性的认识错误问题,与此要素在妨害公务罪中的体系地位密切相关。认为公务行为合法性是构成要件要素的观点,被认为存在刑事政策上的难题;而客观处罚条件说则会导致自相矛盾的结论,也无法妥善处理基于合理原因的认识错误;违法要素说没有成功区分合法性的基础事实和合法性的评价本身,并且与二分说一样,都建立在公务行为的合法性等于反抗行为的违法性这一错误假设基础之上。既然妨害公务罪的行为构造是反抗合法的公务行为,那么,公务行为的合法性就应该属于构成要件要素,至于构成要件要素说可能引发的刑事政策上的难题,可以通过行为人所属外行人领域的平行评价理论和未必的故意理论来解决。

简介：诉讼第三人制度与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存在对接上的难题,需要进行目的性扩张解释;诉讼第三人标准不一、适用混乱的尴尬状况给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原告的确定造成了困难。结合＂诉的利益＂采取逆推逻辑,有助于第三人撤销之诉适格原告的认定。台湾地区对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立法和研究均较早,可以提供有益的比照和参考。

简介：国际化是期货市场本质属性，是期货市场功能发挥的基础条件之一，而期货市场国际化必然要求法治化。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和自贸实验区的建立，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期货市场自身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已势不可挡。但目前我国关于期货公司、投资者和期货品种的准入制度等方面存在准入门槛过高、双向交流不够畅通、程序繁琐和不够透明等问题，严重阻碍了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进程，影响我国期货市场在国际大宗商品上的定价权和话语权，为此需要从法治化路径入手，完善期货立法，优化期货市场国际化法治环境，实行负面清单管理，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优化市场准入程序，完善相应的风险防控机制，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保证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有序开展。

简介：我国司法解释依据“欺诈市场理论”，在证券虚假陈述诉讼中，推定交易上因果关系的成立。由于司法解释制定时间较早，相关规定已经不能适应证券市场的新发展。“新三板”中做市商交易的挂牌公司由于在做市商数量、流动性以及分析师数量方面存在较大不足，因此投资者不能适用交易上因果关系成立的推定。根据“价格影响理论”，当被告证明其所披露的信息对于股票价格没有影响时，交易上因果关系不成立。机构投资者在适用交易上因果关系成立的推定时，需要提供研究报告等证明其履行了注意义务。

简介：外国法的查明是国际私法领域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了法院和当事人分担查明责任，但由于认定标准的缺失，司法实践中仍然频繁出现法院在当事人提供了外国法资料时不当认定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从而拒绝适用外国法的消极情形。这种现象或许是法院无法准确判断当事人所提供外国法资料的性质所致，或许也存在滥用这个拒绝理由的嫌疑。为此，未来司法解释应当明确当事人提供外国法的民事证据标准。

简介：《刑法修正案（九）》第4条增加的《刑法》第69条第2款，对拘役与有期徒刑的并罚采取了吸收原则，对管制与有期徒刑、拘役的并罚实行了并科原则。拘役虽然重于管制，但并罚时却轻于管制，这样的规定使拘役与管制的选择对被告人产生重大影响。法官在对数罪分别定罪量刑时，不得考虑并罚的结局，而是应当以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为指导，基于案件事实、依照刑法规定、按照量刑规则，独立地对被告人所犯之数罪分别定罪量刑，然后再根据刑法的规定实行并罚。《刑法》第69条第2款的规定，还使数罪并罚、刑期折抵、累犯、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和假释的适用产生诸多新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妥善处理。

简介：现代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主体已经由传统的国家本位转向个人本位，并伴生了专门针对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的仲裁程序。与传统的商事仲裁不同，以ICSID为基础的投资条约仲裁不要求严格意义的仲裁条款，而是以“书面同意提交”为前提，这为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的合意解释留出了可裁量的空间。近年来，我国在向外缔结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将可提交国际仲裁的事项由原本的征收与国有化补偿问题开放到所有投资事项，因而有必要充分理解ICSID仲裁的管辖权要件。此外，对投资协定中的关键条款进行把握也关系到投资仲裁的程序正当性，如公正公平待遇条款、最惠国待遇条款、保护伞条款。

简介：我国的经营性墓地是为城镇居民提供遗体或骨灰安葬实行有偿服务的公共墓地。经营性墓地所占用的土地归国家所有,经营主体仅享有占用土地的土地使用权。经营性墓地土地使用的权性质应属于用益物权中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使用期限应确定为50年。购墓者与经营性墓地的经营主体之间成立租赁法律关系,其不享有所购经营性墓地所占用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仅对墓穴建筑物享有所有权。购墓者对经营性墓地的一个使用周期为20年,使用期届满后有权申请续期继续使用墓地。

简介：2015年《行政诉讼法》迎来了立法近三十年来的第一次修订。围绕原告资格、受案范围、两审程序、与复议的衔接、救济方式及应否设立行政法院等诸多问题,学界与实务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对立法寄予厚望。立法机关吸收了部分提议,着力于解决＂立案难,受理难,判决难＂等突出问题,尤其在立案程序等问题上做出了较大幅度的修订。此外,在探索异地管辖、跨区域法院等专门法院的问题上也预留了空间。新法实施一年以来,案件受理量大幅增长。但囿于诸多因素的局限,修法仍保守,在诸多问题上并未清晰彻底的做出回应。本期所组的四篇稿件,所涉及的多是这类悬而未决的话题：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何为＂利害关系＂及其构成要素亟待进一步探讨;在临时救济机制上,＂先予执行＂机制仍有待完善;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作为平行的两种救济制度,其制度设计的区分度与衔接机制仍有待于进一步明晰化;而复议机关作为共同被告的新规定,是否经得起理论上的拷问以及为实践所接纳,仍有待于验证。修法一年以来,我们可以感受到行政诉讼制度在整体上的向好发展,但深究之下仍留下了不少遗憾。制度的变迁与新法实施的经验,必然会引发对基本理论展开新的探讨,而对域外制度的研究则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观察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