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税款课征方式历经二十余年发展,税务机关的推定权限被逐步放大,推定课税渐变为课税推定。基于减轻执法强度和规避执法风险等考虑,课税推定以一种更简便易行的"估"形式在实践中自发生成,值得警惕。纵如此,亦不能否认课税推定对税收构成要件修正和对"效率与公平"整合的独有贡献。如若课税推定可控制,则课税推定方式值得期待。为此,可以考虑根据纳税人被推定的情由所形成的主观心态,并结合外在效果意思,选择适用财政中心主义抑或纳税人中心主义,使两者在课税推定中兼容并蓄。

简介：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如何贯彻落实好党的十八大精神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中的工作部署,进一步做好地方人大工作？笔者认为,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履行职责中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努力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推动发展、促进和谐上下功夫,为早日实现“中国梦”提供正能量.

简介：<正>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顺应人民群众对司法新需求,研究便民惠民新举措,积极参与和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今年4月专门成立诉讼服务中心和诉调对接中心,整合内部力量,创新服务模式,为当事人提供一站式诉讼服务,让群众少跑腿;通过内合自身资源、外联多方力量,多渠道解决矛盾纠纷,将矛盾纠纷化解

简介：<正>序华东政法大学是一所代表着中国法学教育最高水准的知名高校之一。今天,我很荣幸能够受邀在此与大家分享我参与中日学术交流的一些往事与心得。首先,我要向给予我这次机会的刘宪权院长、于改之教授,以及为此次演讲做准备的各位老师和同学表示感谢!其实,还是在华东政法学院时代,应苏惠渔教授的邀请,我曾经访问过贵校两次。与当时相比,贵校在校容校貌方面已经发生众多变化,对此我是既吃惊又怀念。在去年退休之前我一直是在以出版法律书籍为主要业务的日本成文堂出版社担

简介：合同责任受税法规制植根于税法构成要件的满足,在合同义务与税收客体的合力作用下,合同责任与税法紧密相连.合同责任的法律规制在合同法上有一套自行规则,规则运行的结果便是经济效果的出现.税法上如何回应此种经济效果并不容易,需要借助合同法的有效资源,又不可过分依赖,毕竟合同法与税法有法律使命与法律目的的不同分工,评价的标准也存在差异.对合同责任进行税法规制,关键要解决两个中心问题:其一,合同责任主体是否当然为税法上的纳税人;其二,应该赋予责任行使所致的经济效果何种税法效应,如何配置既可衔接合同法又可为税法所用的合同责任涉税规则.

简介：<正>近年来,我国法学研究出现了从"立法中心主义"向"司法中心主义"转向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由"宏大叙事"转向"微观论证",探讨法治实现的具体路径和方法。笔者下面的研究将基于司法的立场,以揭示传统的定罪三段论模式面临的重重危机为切入点,通过对刑事裁判过程特别是定罪过程的具体考察,在构建既符合法治精神,同时又符合思维规律的刑事裁判模式方面做出努力。一、定罪三段论的危机定罪三段论是传统的刑事裁判模式。早在18世纪中期,刑事古典学派的创始人贝卡利亚就经典性地指出:"法官对任何案件都应进行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大前提

简介：我国对失独家庭实施的＂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系基于人文关怀理念而建立的行政救助制度。对失独家庭的救助,物质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抚慰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但我国的＂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中却仅规定政府有给付扶助金的义务。基于生存权、公民公法上的受益权内涵的拓展,以及我国于5月1日施行的《精神卫生法》规定政府负有促进公众心理健康的义务,在行政救助中建立完整的、普适性的心理援助体系已成为法学界亟需解决的问题。由于心理援助与法律援助具有相似性,故应借鉴运行成熟的法律援助制度建立我国的心理援助制度,并注意心理援助制度的适用范围、启动方式、援助内容和当事人的信息保密等问题。

简介：传统中国政治斗争无处不在，在政治斗争的需要下，政治化惩贪应运而生。政治化惩贪是以惩贪为名，行打击政敌之实。专制政体下政治权力制衡的缺失是政治化惩贪产生的根本原因，官员多贪贿的事实及政治斗争的需要是政治化惩贪产生的直接原因。政治化惩贪对传统中国惩贪实践整体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其表现出选择性办案、选择性不办案、用刑畸轻畸重等特点，惩贪的效果由此大打折扣，而传统中国的政治斗争也因此更趋激烈复杂。

简介：台湾地区自1995年实施全民健康保险制度,保障民众的医疗权益。然而人口老化、重大伤病患者激增及医疗科技的进步,致医疗费用大于保费收入,造成财务缺口;不当使用医疗资源、重复检查等问题,导致健保财务危机,驯至"四大皆空"的医疗窘境。健保财务持续失衡,将导致跨世代财政负担的不平衡。本文借由医疗人权与正义之探讨与医药健保制度之政策与法令之检视,说明健保实施对医疗人权之影响,厘清当局在医药管理上的责任,认为妥处人口老化对健保财务之冲击,落实转诊制度,强化医疗资源有限之倡导,并控管浪费与资源节用,建制医疗资源的分配正义及使用伦理,应为台湾地区健保制度永续经营的关键。另外,为保障医病双方医疗人权,并应尽速建立医疗救济制度,及时补偿受到医疗处置伤害的病患或家属。

简介：＂法庭之友＂制度的构建、运行及其功能发挥需要司法的独立与权威、有赖于良好的舆论环境和成熟的社会组织的支撑。在民众广泛参与、理性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下,出现了社会精英主导舆论走向、主流意见趋于统一、舆论表现出更强的社会责任感的发展趋势,这就为＂法庭之友＂制度的建构提供了舆论结构基础。＂法庭之友＂制度有助于疏通政治渠道、凝聚民意、弥补法官知识的缺陷、分担法院责任、推动法律发展,因而具有促进司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制度功能。＂法庭之友＂制度功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法院通过尊重、评价、吸纳机制所给予的司法支持。＂法庭之友＂制度在凝练主流民意、优化舆论环境、构建信任基础和消解政治压力方面对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应该在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司法国情,合理定位＂法庭之友＂的功能、框定适用范围、界定合适主体、构筑严密正当的程序,建构中国特色的＂法庭之友＂制度。

简介：所有现代欧陆民法法典，不论是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抑或是继承两民法典之法典以及参考两民法典之法典，均设有民法总则之规定。中国最近有制定民法总则的计划，并已提出建议稿，但此前已经有了9个单行之民法法律规范，构建了松散型的民法典体例，而民法总则属于一体型民法典之构成部分，这就需要对以往民法法律规范重新整合。结合中国民法总则草案建议稿，对民法总则应加以规范之内容，以及法律原则、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法人、民事客体、法律事实、民事责任等具体规范加以分析探讨，以期为制定科学合理的民法总则提供参考。

简介：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第122条对“先行调解”作出了明确规定，自此，“先行调解”作为一项制度正式加入到我国法院调解中．为当事人提供了一条新的纠纷解决方式。缘于此次修法仍然遵从“宜粗不宜细”的立法理念．关于调解内容也仅有一个定义式的条文．对于在立法过程中就颇受争议的“先行调解”来说．[1]显然捉襟见肘。加之，缺乏配套的运作程序。先行调解程序的启动、期限、与诉讼的衔接、费用收取等等都处于空白状态，实际操作随意性大．难以发挥促进纠纷化解的制度功能．司法实践中，先行调解逐渐沦为法院、社会公众以及诉讼当事人均不待见的“鸡肋”。[2]当值民诉法修订后实施半年之际，笔者以“先行调解”施行中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

简介：以《中国法律之批判》（1942年）为中心来解读和把握蔡枢衡的历史社会法则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及其综合见解分析的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来挖掘这种深刻性背后法学思想产生的内在机理。蔡枢衡的深刻性在于，从法理学的角度审视中国近代法学的发展，以及对关于中国法学的“幼稚”进行判断，尤其是他研究当时中国法的现状，并表达“去西方化与寻找中国性”的目标。但是如何“寻找法的中国性”，如何“去西方化”则产生了一个悖论：一方面，近化法学的“中国性”不能不“存”；另一方面，在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中，“西化”未必能“去”，因为继受而来的西法，可以成为传统的一部分并被继承，从而被中国固有传统所内化。蔡枢衡所勾勒的近代中国法学变乱之背景，以及揭示各种新潮法理狼奔豕突的春秋笔法，无疑是对西方法学理论的一种有效的“祛魅”，并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的“法学”批判文风和传统，开启了近代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研究的道路和方向。

简介：农地承包仲裁属＂准行政性仲裁程序＂,它是农地承包仲裁裁决的＂前置程序＂,并能产生＂一调终局＂之程序效果。其功能应定位于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之诉讼案件的分流,其程序启动无须仲裁协议,就其与诉讼的关系,当前立法定位于＂或裁或审、一裁两审＂具有现实之合理性,但在制度体系相对成熟之后,应及时转为＂仲裁前置、一裁两审＂。

简介：20世纪80年代以来，藉尸抗争的事例在中国社会中时有发生，并且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种“事件的类型学”。它们不仅有着利用尸体作为抗争武器的共同行为特征，而且还经常都呈现出法外收场的类似事件结局。藉尸抗争的行为之所以能成为一种相对“有效”的抗争手段，主要是因为通过多种中间机制／观念而相互缠绕形成的复合性“危险”，实际赋予了藉尸抗争行为以某种制定法之外的“正当性”。对于法治框架而言，此类行为的不时发生，意味着其被潜在侵蚀乃至正面冲击的危险。若要消弭这种危险性，必须切实阻断藉尸抗争行为之“正当性”和“有效性”的循环生产机制。究其实质而言，对藉尸抗争行为的处理，也是对当代中国如何在法治框架下加强国家权力的一种考验。

简介：上世纪末至今,乡村人民法庭自身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无论是在人员配备、办公条件还是日常管理等方面均有显著改善。与此同时,乡村法官的办案方式亦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法官们越来越习惯于坐堂问案,而非携卷下乡。然而,由于缺乏系统的现代法治理念和制度支撑,乡村人民法庭的种种积极转变,并未导致乡村司法的法治化,而是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即一方面乡村人民法庭经过多年的发展渐趋现代化、正规化,其运作方式亦趋于形式化;另一方面乡村司法的结果却是一种"两不是的草率判决",乡村人民法庭本身亦发展为一种机会主义的运作单位。欲走出此种困境,须转变传统追求实质正义的司法理念,重新重视程序的保障作用。

简介：指导案例6号明确表示没收较大数额涉案财产的行政处罚应适用听证程序，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对实践中逐步拓展行政处罚听证范围的肯定。法规范和相关案例对于听证范围的拓展表现为这样一种层次化的发展路径：对《行政处罚法》第42条的直接适用与具体化、“类似性”标准的应用和听证范围的实质性突破。规范和案例在听证范围的发展路径上存有各自的特点，但亦有明显的互动现象。在二者的交互影响过程中，行政处罚的听证范围得到了不断发展。

简介：目次一、问题、对象与观点二、价值判断:互联网垄断与反垄断法目标(一)前提:"垄断"概念的厘清(二)互联网垄断与技术创新、消费者福利三、规范分析: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为的认定难题(一)相关市场的边界模糊(二)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困境(三)滥用行为构成及其可罚性四、反垄断执法方式回应:执法谦抑(一)勿以反垄断取代行业监管(二)温和的反垄断执法方式

简介：<正>20世纪60年代,随着计算机的运用和网络技术的发达,人类步入信息社会。信息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也加速了政府传统治理方式的变革。凭借发达的科技,政府的信息处理能力无所限量。政府高度依赖机关间相互合作、信息比对和信息快速处理的结果,将使个人符号化与透明化的程度日益加深。与政府信息处理能力相形对照,个人事实上已被物化为数据库中以数字或文字为载体的微小客体。由此衍生的问题是,个人对其信息应享有什么性质的权利?政府公权力高效运作的

简介：《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59条确立了医疗产品责任的独立地位，但并非医疗产品责任规则的全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体系中，医疗产品责任的体系结构是“一般规则＋二维准用”的结构。所谓“一般规则”是指医疗产品责任原则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章“产品责任”的有关规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关于产品责任的一般规则。所谓“二维准用”。第一个准用维度是对医疗机构在主体意义上准用销售者责任规则；第二个准用维度是对不合格血液致害在致害物意义上准用缺陷产品责任规则，并间接地将销售者责任和生产者责任准用于医疗机构和血站。“二维准用”均存在例外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