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公共企业的界定可以从公共利益的实现方式和政府职能履行方式两条路径着手,具体的选择则基于政治哲学、经济模式等因素而呈现出差异,但共通之处是作为国家实施公共利益的组织方式,公共企业应在公法规范的约束下平衡公共性与企业性。公共企业制度的建构应考量的因素包括:履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政府投资并享有控制权;与公众广泛地进行商业型的交易;持续地提供公共服务;公法的约束框架。

简介：公共教育制度是为普及教育之需而发生的由社会向国家的一次教育职能的转移,是教育权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次再分配。由于公共教育制度是在家庭之外,通过某种社会化的组织形式来实施的一种高度专门化的人才培养方式,因此必定会与沿袭了数千年的家庭的或民间的教育传统构成极大的冲突。'二战'后最终定型的公共教育制度,由于其所具有的国家垄断性质,产生了一系列弊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一场针对公共教育制度的规模宏大的教育改革浪潮。我国教育也经历了一条与国外类似的发展路径,故20世纪80年代教育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形成一种既利于政府进行统筹管理,又能调动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办学,学校具有较大的办学自主权的新型权力关系。教育体制改革带给公共教育的最大变化是,通过市场的有限介入来向社会提供教育服务,这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运行机制。在这一变化中,出现了政府、市场和学校三种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的力量,传统的公共教育利益格局开始分化,逐步向一个多元化的利益结构过渡。

简介：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理论和实践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已步入高风险社会，风险来源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制度风险突出，全球化更放大了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风险社会的出现使得风险治理所赖以存在的基础被动摇和颠覆，风险难以计算导致出现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困境，现有的风险预防机制屡屡失灵。因此，有必要构建从个人风险决策到公共治理的复合治理结构，形成吸纳公众参与风险决策的民主机制，同时通过预防性法治的建设为风险治理提供足够的规范资源。

简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包含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目标等治理各个要素的现代化。治理主体现代化就是要培养治理主体具有独立性、正义感、宽容性的公共精神，形成多元参与、和衷共济的格局，确保主体“最小公倍数”；治理方式现代化就是要形成法治、德治互济的局面，筑牢社会“最大公约数”；治理目标的现代化，就是要凝心聚力、同舟共济建构国家“最大认同量”。

简介：严惩贪腐应在法治思维和方式下进行，作为刑事法治集中体现的罪刑法定原则便成为严惩贪腐不可逾越的一道人权防线。由于贪腐严重的影响了党的执政基础，从严惩处在满足国民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清廉期望的同时，可能带来的弊端便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侵蚀。在以刑法中有第382条为贪污罪的框架下，对第183条第2款、271条第2款规定的并非纯国有的保险金、本单位财物作为研究对象，在当前从严惩处贪腐的时代背景下，贪污罪的对象不局限于公共财物，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下，仅当满足刑法第183条第2款、271条第2款规定主体及行为方式的情形（注意规定），并将其犯罪对象解释为法律拟制，进而认定为贪污罪，以此为刑事司法在严惩贪腐与罪刑法定之间保持平衡进行必要的探讨。

简介：本文批判了以公司品牌、商品名称或个人姓名冠名于公共设施领域（physicalpublicdomain）的现象。文章指出，政府机构推行的冠名权政策及实践、商标法与公开权法理三者之间存在着未被意识到的公共政策的冲突。文章认为，冠名行为往往使公共资产遭到不民主、不公平、不合法、不适当的私用，并构成一种受迫性言论（compelledspeech）。文章认为可以采用替代机制来选定公共设施的冠名。

简介：本文批判了以公司品牌、商品名称或个人姓名冠名于公共设施领域（physicalpublicdomain）的现象。文章指出,政府机构推行的冠名权政策及实践、商标法与公开权法理三者之间存在着未被意识到的公共政策的冲突。文章认为,冠名行为往往使公共资产遭到不民主、不公平、不合法、不适当的私用,并构成一种受迫性言论（compelledspeech）。文章认为可以采用替代机制来选定公共设施的冠名。

简介：我国公共道路管理瑕疵致害责任性质上属于民事赔偿责任。案件审理中甄别道路管理者应考虑道路性质、公路等级、瑕疵性质、部门设置等多方面,在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情形下应根据瑕疵所对应的管理职能履行主体确定。适用普通注意义务标准作为道路管理是否存在瑕疵的判断标准,同时兼顾督促管理勤勉与防止加重负担原则。在无直接证据的条件下,认定因果关系应发挥一定的司法能动性,结合间接证据、生活常识、逻辑推断等作出综合性判断。除法律有明确规定之外,道路管理者与其他侵权人之间的共同责任形态适用按份责任为宜,道路管理者承担责任后不宜享有追偿权。

简介：本文从财产与劳动两个方面对中国网络空间的特性进行分析,试图厘清网络空间中的产权结构。主要观点是,新经济生产方式内生于网络公共领域,对后者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从财产上看,免费内容的商业模式造成了互联网公共资源的假象,用户协议确保了互联网企业对网络信息享有永久、排他的免费的使用权;从劳动上看,互联网企业极大依赖用户的贡献与创造,享有其集体劳动成果的价值,却并不承认其中的劳动关系。

简介：公共许可之所以从对抗产权化立法的政治运动，转型为实现互联网产业创新的制度工具，在于其能在保全著作权人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发挥网络技术的传播效率优势，因此成为互联网产业和版权产业皆认同的制度选择。然而公共许可与产权化立法路径相对立的制度预设，使其一直被排除在著作权立法规划之外，造成公共许可在产业环境下的救济途径缺乏和社会成本增加。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上回应公共许可，一方面界定公共许可协议的法律效力，减少违反公共许可协议的投机行为，另一方面移植管理组织制度，减少公共许可的社会成本。

简介：根据能力内涵的特性，公共服务能力是指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所具有的生产公共产品、提供公共服务的内在客观要素及其主观意愿。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则是公共服务能力的动态化，是静态的、潜在的公共服务能力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表现及其结果。作为公共服务能力表现结果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一般具有直观的、可测量的特点。

简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114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15条第1款规定,实施上述行为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见,'《刑法》第114条与第115条没有明文规定（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具体行为结构与方式,导致‘其他危险方法’没有限定,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存在距离'。〔1〕事实上,由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2〕罪状描述的模

简介：近年来,国人赴韩国考驾照的热情日渐高涨,尤其是对中国人免签的济州岛。韩国官方数据显示,2010年只有68名中国人在济州岛取得驾照,但到2014年猛增至991人。截至今年5月,济州岛已向1093名外国人发放了驾照,其中中国人占了90%。许多济州岛驾校雇佣了中文翻译人员,不少旅行社更是推出＂驾照＋观光＂的旅行产品。然而,旅游考证两不误、容易通过、价格低廉等诱惑背后的风险却也不可小觑,欲出国考驾照的国人需谨慎选择。

简介：“不限购”“拎包入住”“临近地铁”“买到就等于赚到”，北京有的郊区小产权房的广告让潜在购房者不由心动，难抑购买的冲动。

简介：风险增高理论虽然在客观归责论中饱受争议,但未抵触罪疑唯轻原则。罪疑唯轻原则适用的前提是事实不清,而风险增高理论只是构成要件规范判断的内容。风险增高既不属于风险创设阶层,也不属于事实归因范畴,而应定位于风险实现。在刑法教义学上,风险增高理论确实混淆了实害犯与危险犯,但这已属于制裁规范的判断领域;在行为规范层面,风险增高理论具有刑事政策学的价值,符合行为规范的功能定位,应予肯定。在方法论层面上,应确立起行为规范与制裁规范相区分的观念,并以此为线索,对犯罪论体系展开分析。

简介：犯罪的生成机理和发展态势决定于一定社会的秩序性质。风险社会秩序中风险生产与财富生产相伴而行,财富生产逻辑的普遍化和极限化、社会控制机制相对于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化的局限性、＂脱域＂机制对行为方式和后果的影响力、现代制度的日益自我还原、技术发展的规制缺失等,对风险社会中犯罪的发生、演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风险社会阶段,犯罪演化呈现出实害性向风险性转型、犯罪危险性日益加剧、犯罪隐蔽化和匿名化、风险行为的欠规制状态以及犯罪全球化等主要态势和趋向。

简介：随着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不断增强,政府对土地的征收急剧膨胀。由此,强制征收问题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缩影。在世界范围内,强制征收的条件大多被笼统地确定为"公共利益"或者"公共使用"等。基于这一概念的模糊性,确定其界定主体才是问题的关键。以美国强制征收第一案"Kelov.NewLondon"为例,深入分析该案中关于"公共使用"界定主体的博弈,并结合中国国情,得出地方立法机关才是界定"公共使用"的最佳主体的结论。

简介：在现代宪政视野下，赋予被告人配偶拒证权的功能在于维系夫妻关系的和睦以及家庭关系的稳定。我国《刑事诉讼法》（2012）中赋予被告人配偶拒绝出庭作证的权利，但该规定却存在适用范围不合理，未出庭配偶审前陈述证据效力不明确等缺陷，使得这一制度在现行司法实践中不仅难以维护家庭和睦，甚至还存在损害真实发现的风险。

简介：作为国家权力在纵向层面的进一步配置,地方立法权主体扩容兼具治理价值与民主价值.此外,其价值还在于满足地方立法需求、实现治理路径的转变、降低立法试错成本.但其目前的风险在于地方立法机关不具备与全面赋予立法权相适应的立法素质、立法监督的不完善使得地方立法权有被滥用的风险、立法权限的限缩致使地方立法需求受到抑制以及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的法律化.而此类可能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全面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过程中未能较好地实现收权与放权之间的平衡.为此,欲对风险实现有效的控制,有必要在收权与放权之间寻得平衡.

简介：在本文中,我将围绕'全球风险社会中的食品安全刑法'这个主题,首先,说明什么是'食品安全'(一);其次,讨论在全球风险社会的氛围下食品安全面临着怎样的问题(二);最后,论述刑法对于社会中的食品安全做了什么以及能够做出什么贡献(三)。一、食品安全论及食品安全时,我们首先应该追问,通过法律及刑法到底达成了何种社会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