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研究泰国自1992年以来的政治格局变迁.为此,本文对有关民主化文献进行重新评估,以利于理解泰国公民社会与民主巩固之间关系,并对激进主义组织体系近年出现的分歧进行探讨.以上同步分析表明:1)这些关于公民社会的文献本身就带有政治性;2)这一特征掩盖了激进主义群体内部不断加深的分裂,而人们普遍认为正是这些群体在围绕民主政治问题上构成了公民社会.为了说明这一观点,笔者将细述他信(Thaksin)创建的交叉治理领域及其对城市激进主义分子结盟的影响.治理架构的这些变化,通过社区组织发展协会(CODI-theCommunityOrganizationsDevelopmentInstitute)等新的国家机构对资金重新定向,削弱了许多早期激进群体的既有权势.这种治理架构的变化也揭露出以这一治理贫民的长期项目为中心的各种权力关系,而许多公民为了得到国家给予的好处不得不与其打交道.尽管许多公民仍然参与这些项目,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在别处发声呼吁政治自治.对于这些分歧以及泰国更大的政治困惑而言,危险的并不是公民社会的界限问题,而是围绕谁才是合适的政治主体以及什么才是正当的政治这两个问题所产生的争论.
简介:我对这一课题产生兴趣大约是在15年前,当时我正致力于美籍华人史的研究。在研究二战前后移居美国的华人社会经济特点时,我被战后他们当中竞有如此高比例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其中不乏国际知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移居美国这一现象所震惊。在中国,他们由于能够成功地拥有一种稀缺的国民资源,即仅为少数特权阶层享有的大学教育所赋予的特质而统统被称为“知识分子”。我还为他们在美国成为专业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如下过程感到吃惊:多数人最初当留学生,在取得高级学位或经过专业培训后充当专业科研人员,最后取得美国永久居民或美国公民的身份。战后这一现象与十九世纪前往美国多数系农民出身的广州移民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些早期的中国移民到达美国后很快就变成现代产业工人。他们提供的劳动力是发展西部
简介: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直在对国家安全的内涵产生影响,技术能力的发展会增加威胁国家安全的手段和模式,科学技术的滥用也会危及社会安全。生物技术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发展极为迅猛,其影响面极广,涉及微生物、动植物、生态环境、医学、农业、粮食、生化战争、生物恐怖主义、人的健康、人口安全等方面,其覆盖领域的广度和深度是其他任何技术都无法比拟的。生物欠防备是指在现实生物安全威胁面前准备不充分和应对不够有效的状况。中国既处于生物欠防备状态,也处于一定程度的生物欠防卫状态,这表现在中国的药物(含疫苗)、水、粮食、种子均处于不设防开放的状态。造成这种状态的根本原因是认识问题,生物技术本身具有前沿性、复杂性,其管理具有跨军民界限、跨学科界限、跨政府部门界限、跨政府任期界限、跨国界的特点,中国现有管理模式不适应这些特点。今后,应密切关注和防范生物技术研发与应用过程中特有的安全风险以及生物技术被有意识用于安全威胁的现实可能性和严重危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