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对朱熹与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国内外已有不少评论。褒者常常引用美国R.A.尤里达教授的话:“现今的科学大厦不是西方的独有成果和财富,也不仅仅是亚理士多德、欧几里德、哥白尼和牛顿的财产——其中也有老子、邹衍、沈括和朱熹的功劳。”(《中国古代的物理学和自然观》,见《美国物理学杂志》43卷第2期)李约瑟也说:“从科学史的观点来看,或许可以说,他(指朱熹)的成就要比托马斯·阿奎那大得多。”(《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2卷506页)贬者则认为当程朱理学被奉为官学以后,统治中国七百余年,在此期间,我国科学技术就由宋元高峰渐趋跌落。十六世纪以后西方近代科学革命骤起,距离越来越大,造成了一百多年来的落后局面,以至今日之艰难,对此,理学难辞其咎。这是一个颇为令人困惑的问题,需要作进一步探索。
简介:康德“知识论转向”的意义并不是要背离“存在”问题,相反,他要深化存在的内涵,要让存在的“规定性”取代之前“存在”的抽象和空洞。由此,“自由一无限”成为了康德哲学的核心环节之一。康德的“理性一自由一意志一德性”赓续了古希腊“认识你自己”的传统。遵循这个思路,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三位德国古典哲学家均在康德开辟的哲学方向上付出了努力。德国古典哲学并未放弃传统的“存在”问题,而是深化和发展了这个主题。费希特以自我意识为起点,将康德的三大批判整合为体系;谢林的“同一性”原则以及“理智直观”进一步推进和弥补了康德哲学;黑格尔则用“精神”的能动性以及积极的辩证法将“思想体”通过自身的矛盾发展成为“存在体”。
简介:邻避设施整体公共效用与局部负外部性影响的二元冲突是邻比冲突治理必须考量的核心问题,邻避设施公共效用的必要性强弱、设施局部负外部性影响的破坏性程度以及设施设址的环境正义伦理,应是决定邻避设施设址决策的关键变量,由此可以建立邻避设施设址决策净值的简约分析框架。环境哲学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基本逻辑要求应从严判断邻避设施负外部性影响的破坏性程度,变受害者负外部性影响举证责任为受控者否定性结论举证责任。虽然邻比冲突治理中的公民参与无法确保邻避设施得以成功建设或运营,但政府引导的公民参与比将公民排除在邻避设施设址政策过程之外更为必要和理性。即便面临诸多质疑,补偿回馈机制对治理邻比冲突具有实践必要性和伦理正当性,有助于提高邻避设施设址接受度,能促进邻比冲突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