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现代哲学主体化趋势的强化,使个体问题也随之显得突出起来。对个体作哲学思考既是一种理论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这至少可从以下三方面略作分析。其一,全面理解、把握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基本思想。在以往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中,我们往往十分注意并强调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述,比较注重从社会关系、阶级关系的视角去研究人,由此揭示人的群体性、阶级性,甚至以此囊括人的本质的全部涵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全面的,马克思的上述思想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但他也注意到人的个体性一面。认为'现实个人'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真实出发点。
简介:在推进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基层政府功能的“双轨化”促使其产生个体化扶贫与集体经营扶贫的行动偏好。个体化偏好强调短期内增加个体收入、缩小贫富差距以完成政策目标。集体经营偏好强调通过乡村自组织发展、集体产业化发展、公共生活重建来提升乡村可持续内生发展能力,并以集体经营利润来增加弱势群体福利,减轻政府财政负担。相比而言,后者更切合国家推进精准扶贫的战略目标。基层政府个体化扶贫偏好既是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的理性选择,也是源于低组织化的乡村社会无力承接政府扶贫资源。基层政府个体化的扶贫偏好不仅会造成公共性的流失,使扶贫政策产生负外部性,也容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短期化、形式化等问题。未来推进精准扶贫当延续集体经营的发展思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与协调下依托产业化发展和组织化水平提升,增强乡村社会的内生发展能力。
简介:关于个人与社群谁更优先和本质的辩论,在黑格尔那里是一个伪问题。在黑格尔的自由—权利辩证法政治哲学看来,法权—道德—伦理,以及家庭—市民社会—国家,都是人类自由本质实现的不同方式或环节。它们既不是平行的具有同等价值的罗列,也不是严格按价值或本体论优先次序的前后排列,而是共同构成人类自然、道德和理性三种根本自由本性及其具体权利获得全面实现和发展的有机整体。因此,个人与社群或个体自我与伦理共同体,实际上是个体生命中自在统一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品格的外在实现和存在形式,属于个体自我全部内容获得整体性表现的有机构成要素。谁都不是固定静止的起点或终点,它们共同处于人类自由—权利及其社会制度的永恒运动发展中,亦即人类自由和理性精神愈益发展和成熟的历史文明进程之中。
简介:学界关于普列汉诺夫与列宁之间思想关系存在着三种观点:师生论、独立论及继承论。通过研究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理论政治活动,对照他们哲学思想的重要文本,我们更赞成继承论。但这种'继承'绝不是盲从,因为列宁在哲学的研究和认识上,从来没有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在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上,他超越了普列汉诺夫所认为的俄国革命的道路只有一条的'单线论',而提出世界历史发展带有特殊性的'多线论'。在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质的理解上,他超越了普列汉诺夫立足于物质本体论的视域,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先验地预设着大全真理的'一般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而转向'历史',将人的实践活动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解上,他超越了普列汉诺夫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囊括'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思想,而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一整块钢'构成的历史唯物主义。
简介:近20年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界出现"失语"、"缺位"、"告别理论"等诸多问题与倾向,这不仅遭到多方责难与质疑,也产生若干理论分歧。在本访谈中,一方面,熊元义认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不可能完全绕开分歧,只有深入地解决分歧、才能真正推进文艺批评的深化——由此提出文艺批评的理论自觉问题。另一方面,熊元义着眼于对中国悲剧的研究,他将中国悲剧精神概括为:邪恶势力可以碾碎我们的骨头,但绝不能压弯我们的脊梁。身躯倒下了,灵魂仍然要战斗。力图将悲剧问题与当代艺术批评实践紧密结合。在此基础上,熊元义通过对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发展现状的反思,指出我们需要推动中国当代文艺界民族艺术观的发展,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批判力量。
简介:具有"实践型"与"理论型"双重面相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历史进程应当包含实践向度和理论向度两个方面。目前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问题争论不休的主要原因在于未能很好实现上述两个维度的有机协同。界定这一问题必须从理论与实践二元互动关系格局出发,深刻把握结合是关键、以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为中介、以解决中国具体重大实际问题为最终目标的"三重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维度从建党后就逐渐由非自觉向自觉展开,在推进实践化的进程中也逐步迈开了理论化步伐。从理论与实践双位叠合的视角而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整逻辑起点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