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书写观念中,文以载道无疑占有支配的地位。不管时代怎样更换,道的含义怎样修正,它总是基于一种公共理解和群体意志。中国文人担当历史,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代都能找到一种极端的表达形式。集体话语比个人话语对知识分子更具有诱惑力。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上,对传统的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从未有过根本的质疑和颠覆,而中国现代文学也正是从担当着民族道义的一次次群体运动中走过来的。而这种书写模式和话语方式却始终是以取消个人为代价的。在这种写作中,历史、公理、民族道义,人性本身具有某种不容置辩的压迫性,他威逼着写作主体,使他屈服于一种公共的理解;或者,它提供一套廉价的价值观念、审美态度,使书写者轻易就范从而自觉放弃对存在世界的探寻。而其本质,是与一种权力话语、群体话语达成默契,并最终使书写者在审美理解上不思进取和无所作为。80年代的书写方式也在确证着这一点。而从历时来看,无论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抑或寻根文学都诉诸一种公共的价值模式。这种公共价值模式的诉求在其物质形式上就必然以集团主义、运动主义表现出来。因而,就共时而言,80年代正是一个集体主义运动风起云...
出版日期
2001年04月14日（中国期刊网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